“我要去總廳舊址。”王伯打斷他，“現在就去。”
阿米爾看著老人堅定的眼神，知道勸不住。
“好吧。”他轉對警衛班長說，“哈立德，帶一個排，保護王伯去總廳。走大路，避開戰區。如果有況，立刻撤退。”
“是！”
幾分鐘後，一支小型車隊出發了：兩輛吉普車，一輛裝甲運兵車。王伯坐在第一輛吉普車的副駕駛座上，阿米爾親自開車——他堅持要陪同。
道路狀況很糟。說是大路，其實只是稍微寬一點的土路，坑坑窪窪，兩邊是茂的熱帶植被。越靠近市區，戰爭的痕跡越明顯：被棄的路障，燒燬的車輛，還有偶爾可見的——大多是荷蘭守軍的。
“昨天海戰結束後，荷蘭人就開始撤退。”阿米爾一邊開車一邊說，“但他們撤退時很混，有些部隊接到命令，有些沒接到。現在市區裡還有零星的抵抗。”
王伯沒有說話。他抓著車門把手，眼睛死死盯著前方。
轉過一個彎，坤甸市區出現在眼前。
和迪拜的現代化城市不同，坤甸更像一個放大的漁村：低矮的木屋，狹窄的街道，隨可見的棕櫚樹。但此刻，街道上幾乎看不到平民——荷蘭當局下令宵，大部分居民躲在家裡。
只有蘭芳計程車兵在活。他們以班排為單位，逐街逐巷地搜尋，清理殘敵。看到師長的車隊，士兵們立正敬禮。
“總廳在哪？”阿米爾問。
“往前，市中心。”王伯的聲音很輕，“最大的那座建築……或者說，曾經最大的。”
車隊繼續前進。穿過幾條街後，一片空曠的廣場出現在眼前。
與其說是廣場，不如說是一片長滿野草的空地。空地的中央，依稀可見建築的地基廓——那是大火焚燒後留下的痕跡。幾焦黑的石柱還立著，像墓碑一樣指向天空。
那就是蘭芳總廳的舊址。
1876年，荷蘭人的炮火轟塌了大門，士兵衝進去，槍殺了最後的守衛者，然後放火燒了整座建築。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把蘭芳公司一百一十年的積累——檔案、賬本、文、傢俱——全部化為灰燼。
王伯讓車停下。
他推開車門，腳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晃了一下。阿米爾趕扶住他，但老人擺擺手，自己站穩了。
一步一步，他走向那片廢墟。
風吹過空地，野草發出沙沙的響聲。幾隻烏從焦黑的石柱上飛起，嘎嘎著盤旋。遠傳來零星的槍聲，但在這裡，只有風聲和心跳聲。
王伯走到一石柱前，手。石柱表面己經風化，但依然能看出的雕刻紋樣——那是龍的圖案，蘭芳的象徵。
“這柱子……”老人的手指在紋路上，“是我父親親手選的石料。他說，總廳的大堂要立西龍柱，象徵蘭芳的基穩固，萬年不倒。”
他的手在抖：
“可它倒了。隻立了八年。”
阿米爾站在他後，不知道該說什麼。作為阿拉伯人，他無法完全理解這種越西十西年的傷痛。但他能到那種沉重——像山一樣在老人肩上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