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五日，應山，晴。
蘇滿是被一陣馬嘶聲醒的。睜開眼睛，看見從窗戶紙的破裡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道道金的線。通鋪上的人己經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個老頭還在打呼嚕，張得大大的，像一條擱淺的魚。楚林不在邊——他的位置空了，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像一塊切好的豆腐。
坐起來，了眼睛，發現自己的手心裡還殘留著他掌心的溫度。昨晚握著他的手睡著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鬆開的。把手握拳頭，想把那點溫度留住，但很快就涼了。
穿好服，走出房間。楚林站在馬車店的院子裡，正在和車伕說話。他今天換了一件乾淨的灰短褂，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臉上沒有表，但蘇滿注意到他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黑——他昨晚沒睡好。也許是因為呼嚕，也許是因為別的什麼。
“醒了？”楚林看見走出來，結束了和車伕的談話。
“嗯。幾點了？”
“六點半。吃過早飯就出發。今天到信。”
今天到信。
蘇滿的心跳加速了。等這一天等了多久？從上海到重慶，兩千公里，西十一天。從重慶到信，一千二百公里，七天。走了三千二百公里，用了西十八天，換了五種通工——船、火車、汽車、馬車、還有兩條。走過山路、水路、土路、石階路。淋過雨、吹過風、曬過太、捱過、過凍。被人跟蹤過，被人盯梢過，被人用槍指過。
今天，要到信了。
早飯是饅頭和稀粥。饅頭是雜麵的，黑不溜秋的，但很實在，一個就能頂半天。稀粥是小米熬的，熬得稠稠的，上面浮著一層米油。蘇滿吃了兩個饅頭，喝了兩碗粥，把碗底颳得乾乾淨淨。
馬車己經在門口等著了。還是那匹老馬，還是那個車伕，還是那輛兩的馬車。車伕今天換了一頂新草帽，帽簷上繫著一紅繩，在風中飄來飄去。
“信？”車伕問。
“信。”楚林說。
“兩個人，一塊錢。到了付。”
楚林點了點頭，扶蘇滿上了車。老馬邁開步子，馬車晃晃悠悠地上了路。
應山到信的路，比廣水到應山的路好走一些。路面寬了，也平了，兩旁的行道樹是楊樹，葉子在風中嘩嘩地響，像無數隻手在鼓掌。蘇滿坐在馬車上，看著窗外的風景——湖北和河南的界，地勢從丘陵變了平原，一無際的田野在烈日下延向遠方，玉米、高粱、大豆、芝麻——各種作織在一起，像一塊巨大的、被切割無數小塊的綠地毯。
“楚林，”蘇滿說，“信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楚林想了想。“不大。但很重要。京漢鐵路經過那裡，北接鄭州，南連武漢。信城不大，但周邊都是山——大別山、桐柏山、公山。山裡有土匪，也有游擊隊。”
“安全嗎？”
“比漢口安全。”楚林看著窗外的田野，“但比重慶危險。”
蘇滿點了點頭。己經習慣了這種“比A安全但比B危險”的生活。在這個時代，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你只能選擇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然後想辦法活下去。
馬車在中午時分進了河南省界。路旁豎著一塊界碑，上面刻著“河南省”三個字，字跡己經模糊了，但能認出來。蘇滿看著那塊界碑，心中湧起一種奇怪的覺——從來沒有來過河南。前世沒有，今生也沒有。但的來過——原主是河南開封人，在這片土地上出生、長大，在這片土地上失去了父親和母親，在這片土地上開始了漫長的逃亡。
出手，了那塊界碑。石頭是涼的，糙的，上面有青苔和裂紋。著那些裂紋，像是在這留下的傷痕。
“到了。”蘇滿輕聲說。
“到了。”楚林看著，目中有什麼東西在微微閃——不是同，不是心疼，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更復雜的理解。他知道這片土地對意味著什麼。不是故鄉——是一個回不去的、己經被戰火和逃亡改變了的地方。但它是。不管走多遠，都在這裡。
馬車在下午三點到達了信。
蘇滿遠遠地就看見了信的城牆。城牆不高，灰撲撲的，在烈日下顯得疲憊而蒼老。城牆上有些地方塌了，用磚頭補過，補丁摞補丁，像一個穿了很多年、了很多次的舊袍子。城門開著，進進出出的人很多，挑著擔子的、扛著包袱的、牽著孩子的、趕著牲口的——所有人的臉上都帶著同一種表：匆忙。匆忙地進城，匆忙地出城，匆忙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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