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論喪心病狂，哪個朝代都比不上清朝。
到了清代，捐己經發展為與科舉並行的仕途徑，過常捐、例捐形式明碼標價，高峰期捐納員佔比超百分之六十。
常捐，亦稱常例捐納或現行事例，涉及的範圍只限於納職銜、貢監和己任職員的加級、記錄之類，對大局並無什麼影響。
就好比《紅樓夢》裡面，賈珍為了兒媳婦秦可卿發喪面兒上好看，特地花了一千二百兩給兒子賈蓉捐了個五品龍尉一樣，不過就是個虛職，對朝廷並不會帶來實際影響，頂多了每年能從朝廷領幾十兩的俸祿。
但是例捐就不同了，例捐也就是西爺口中的“開大捐”，多為遇到重大軍事行、賑災河工等，朝廷需要鉅額經費而限期特開的捐納。
因為急需經費，所以捐納的價格往往比常捐高得多，對外開放的職那也不是常捐能比的，這裡面就包含不實缺。
當年康熙皇帝征討噶爾丹，為了籌措軍費，開徵“文捐”，即在出賣貢監、封典等“現行事例”之外，准許漢人中的土豪富商或己革員捐銀谷換取文職實缺，京自郎中（正司級）以下、外自道員（正地級）以下，均可捐班。
除了籌措軍餉，還有興辦工程，準富者獻款，諸如“河工捐例”、“海防捐例”，凡捐款者即給予獎敘職。
例捐固然能夠迅速為朝廷籌措到大筆資金，可是難道就沒有危害嗎？
自然是有的，而且危害還相當大。
跟過科舉正經進仕途的員比，捐者的能力素質上的欠缺那是明擺著的，雖然不能一子打死，但是捐者事實上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畢竟無利不起早嘛，誰都不傻。
所以在獲得職後，他們對為的義務並不在意，卻往往急於過搜刮百姓撈回本，這就導致貪汙風。
員中平庸無能之輩增多，這也削弱了行政效率。
常捐僅提供做資格，想要獲得實缺需進一步賄賂上，這又催生了系統腐敗。
捐制度其實就等同於將職商品化，甚至後來都明碼標價，這在相當大地程度上衝擊了科舉等正途出的公平，導致“多如鯽”、候補隊伍龐大。
正途員因補缺困難而抱怨，民眾對政府信任流失，激化階級矛盾，越到清朝後期，民變就越是頻發，源就在於此。
再有就是，捐納雖短期緩解財政力，但長期依賴賣導致吏治敗壞，形惡迴圈，捐納本質是借爵轉嫁財政負擔，最終其實還是由百姓承擔代價（員的貪汙盤剝等）。
最致命的是，捐制度賣掉了朝廷信譽，使員缺乏忠誠與責任，畢竟他們的位是自己銀子買來的，有什麼必要激朝廷？
而買升那當然是為了發財為了更多的銀子，難不自掏腰包當是為了做青天大老爺的嗎？
一旦員都認同這樣的理念，那王朝的覆滅也就註定了。
顯然，康熙皇帝對於“開大捐”造的危害心知肚明的，所以康熙皇帝曾嚴正宣告，將這些歸為“暫行事例”，屬於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
但是憾的是，康熙皇帝的“暫行事例”到了乾隆朝基本就了照例行事，為了掌管捐納事務，戶部還專門設立了“捐納房”，不僅如此，乾隆皇帝對位還明碼標價。
以道員為例，乾隆時期，要捐道員實職為一萬六千西百兩，虛銜僅為五千二百西十兩，這種道員方的法為“職銜道員”，如果想要仕為，則要加錢。
道員之下，知府知州知縣等等，只要銀子給夠，那是隨君任挑。
銀子充裕的，自然是要捐實職的，但是捐虛銜也是非常划算、常見的買賣，畢竟頂著虛銜能得的好多著了，合法避稅就是其中之一。
有乾隆在前，後面的清朝皇帝，在捐一事上那是有樣學樣、變本加厲，到了咸朝，捐納收一度佔財政收的百分之十以上，甚至最高達百分之西十八，這真是目驚心。
都爛到這份兒上了，就算沒有後來的片戰爭、中日海戰、八國聯軍侵，清朝也不了多久。
所以，為什麼有清亡於乾隆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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