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親留給他的那塊一模一樣。
“這是你父親民國十二年來西安開茶樓的時候做的，”楊敬亭說，“他說，一塊，西安一塊。的留著說書用，西安的留著應急用。”
沈硯秋接過驚堂木，在手裡掂了掂。
新的驚堂木比舊的重一些，表面，沒有被磨過的圓潤稜角，也沒有被火燒過的裂。
但它的分量是一樣的。
“的那塊燒了，”楊敬亭說，“西安的這塊，你留著用。”
沈硯秋把兩塊驚堂木都拿出來——左手是燒焦的那塊，右手是全新的這塊。
一塊舊的，一塊新的。
一塊燒焦的，一塊完整的。
一塊過去的，一塊未來的。
他把兩塊驚堂木都揣進懷裡，和父親的信、兩份名單、那枚“義”字徽章放在一起。
懷裡鼓鼓囊囊的，沉甸甸的。
但他不覺得重。
“楊先生，”他說，“明天我們去哪兒？”
楊敬亭笑了。
那笑容很輕，很淡，但很真，像一個走了很遠的路的人，終於看到了路標。
“明天，”他說，“我們去。”
沈硯秋的心跳了一拍。
“？”
“對。”楊敬亭說，“趙司令手裡還有一份名單的副本。那份副本不拿回來，我們今天做的事就沒有意義。”
“什麼時候走？”
“後天。”
沈硯秋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他轉過，走出了地下室。
月很好，照在老魏車行的院子裡，把一切都染了銀白。那棵棗樹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幅剪紙。
沈硯秋站在月裡，從懷裡掏出那塊新的驚堂木，舉到眼前。
月照在紫檀木上，泛著幽幽的，像一面黑的鏡子。
鏡子裡，他看見了自己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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