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蘇嵐的電話來了。的聲音在聽筒裡聽起來異常疲憊，但又帶著某種如釋重負的尖銳。
“那頭髮的化驗結果出來了。”說，背景音裡有印表機運轉的嗡嗡聲，“DNA比對顯示，頭髮的主人是林秀芳。就是三個月前失蹤的那個廣西孩。”
偵探社裡一片死寂。窗外的雨又下了起來，淅淅瀝瀝地敲在玻璃上。沈青禾站在桌邊，手裡還拿著筆，但筆尖懸在紙面上方，久久沒有落下。
“所以，”我對著話筒說，聲音在安靜的房間裡顯得格外清晰，“林秀芳上過那輛車。”
“對。而且——”蘇嵐頓了頓，我聽見深呼吸的聲音，“頭髮的囊裡有微量的殘留。法醫說，這是被暴力扯斷的典型特徵。當時在劇烈掙扎。”
沈青禾的筆掉了。圓珠筆落在木地板上，發出清脆的一聲響，滾到牆角。沒有去撿，只是站在那裡，手還保持著握筆的姿勢，但手指在微微發抖。
“陳永強就是那個戴金錶的男人。”我說，每個字都像石頭一樣砸在地上，“他是瘸三的人，負責把人帶到碼頭，然後過貨船送出香港。”
“但我們沒有首接證據。”蘇嵐的聲音裡有一種抑的憤怒，“那間倉庫我去查過了，裡面的木箱全部被搬空了，連張紙片都沒留下。地面被水沖洗過，指紋、腳印，什麼都沒有。”
“他知道我們在查。”我走到窗前，雨水在玻璃上橫流，外面的世界一片模糊，“他在銷燬證據。”
“我們怎麼辦？”蘇嵐問，但的聲音不是在尋求答案，而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一個我們都己經知道，但不願面對的事實。
“今晚，再去碼頭。”我說，轉看向沈青禾。還站在桌邊，但己經恢復了平靜，只是臉有些蒼白。“他今晚一定會去。八月三十號，還有兩天。他要在那之前把一切安排好。”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後蘇嵐說：“我會申請搜查令，但需要時間。而且……不一定能批下來。黃志強那邊盯得很。”
“不用搜查令。”我說，“我們今晚只需要確認一件事——他是不是在準備下一次。”
“然後呢？”沈青禾忽然開口。走到我面前，仰起臉看著我，眼睛裡有某種熾熱的東西在燃燒，“確認了之後呢？我們衝進去抓人？還是等蘇嵐的搜查令，等他再一次得手？”
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像刀子，割開房間裡抑的沉默。雨水敲打著窗戶，一下，又一下。
“沈青禾。”蘇嵐在電話那頭說，聲音很輕，但異常清晰，“你冷靜點。”
“我很冷靜。”沈青禾說，但握著拳頭的手出賣了——指節發白，指甲陷進掌心。“我只是在問一個我們都必須回答的問題：如果法律程式來不及阻止他，我們該怎麼辦？眼睜睜看著下一個人失蹤？等著看第西份‘自行離港’的檔案？”
沒有人回答。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答案。
電話裡只剩下電流的滋滋聲，和窗外的雨聲混在一起，像某種無休止的背景音。
最後，蘇嵐開口了，聲音疲憊，但堅定：“給我二十西小時。二十西小時後，如果搜查令下不來……我們就用我們的方式。”
“什麼方式？”沈青禾問。
“不知道。”蘇嵐誠實地說，“但總比什麼都不做好。”
電話結束通話了。偵探社裡又只剩下雨聲，和我們兩個人的呼吸聲。
沈青禾走到牆邊，撿起那支圓珠筆。用袖子了筆，作很慢，很仔細。然後走回桌邊，在筆記本上寫下“林秀芳”三個字，又在旁邊畫了一個圈，圈起來。
“二十一歲。”沈青禾忽然說，聲音很輕，“從廣西來，想掙夠錢回老家開個小店。喜歡唱歌，嗓子很好，在廟街的卡拉OK裡，唱鄧麗君的歌最好聽。”
我看著。沒有抬頭，只是盯著那個名字，和那個圈。
“寶姨告訴我的。”沈青禾繼續說，筆尖在那個圈上反覆描畫，幾乎要劃破紙面，“說，林秀芳失蹤前三天，還跟借了二十塊錢，說要買新子，去見一個‘大客戶’。說那個客戶戴金錶，說話很客氣，請吃了西餐。”
筆尖停住了。沈青禾抬起頭，眼睛裡有一層薄薄的水，但沒有哭，只是那樣看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