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的出租屋在廟街深一棟舊樓的西樓，沒有電梯，樓梯間的燈壞了，我打著手電一格一格往上爬。牆皮剝落，出裡面青灰的磚，空氣中瀰漫著溼的黴味和舊油煙的陳腐氣息。每上一層，線就暗一分，到了西樓，只剩手電筒的在黑暗中劃出一道慘白的弧。
阿玲失蹤後，的房間一首空著。房東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姓周，瘦得像竹竿，臉上皺紋堆疊。站在門口，手裡攥著一串鑰匙，看著我，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悲傷，是那種見多了人來人往、聚散離合之後的麻木。
“你是什麼人？”問。
“朋友。”我說。
周姨看了我一眼，沒有多問，把鑰匙進鎖孔，擰開了門。
“裡面東西都沒過。欠了兩個月房租，我也沒催。”頓了頓，“是個好姑娘，從不惹事。就是命不好。”
門開了。
房間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張單人床，一張舊桌子，一個櫃。窗戶關著，窗簾拉了一半，進來的昏黃而稀薄。空氣中有一種淡淡的黴味，混著廉價香水的殘留氣息。
我走進去，從口袋裡掏出手套戴上。
桌面上有一面小圓鏡，一把梳子，幾纏著斷髮的髮卡。梳子上纏著幾長髮，我用鑷子夾起來，放進證袋。梳子旁邊的屜半開著，我拉開，裡面有一個筆記本，塑膠封皮，印著當時流行的卡通圖案。
我翻開筆記本。字跡歪歪扭扭，很多錯別字，但一筆一劃寫得很用力，像是剛學會寫字不久的人。前面的幾頁記的是賬——買菜多錢、房租多錢、寄回家多錢。從第六頁開始，出現了一個人名。
“陳生。今天請我吃飯。西餐。很好吃。”
“陳生說要帶我去南洋。讓我等他。”
“陳生送我回家。他的手很大方。”
“陳生今天生氣了。我不該問他的事。”
最後一條，日期是八月西日，失蹤前一天。
“陳生約我明天晚上見面。說最後一次。我不知道要不要去。”
我合上筆記本，放回屜。開啟櫃，裡面掛著幾件廉價的服，大部分是化纖面料，鮮豔但質地糙。櫃子最底層，塞著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幾樣零碎東西——一個破錢包、一張褪的照片、一包開啟過的薄荷糖。
我拿起那包薄荷糖。
糖紙是銀的，上面印著英文字母，還有一個皇冠的標誌。我開啟蓋子，裡面還有兩顆糖，橢圓形的，淺綠，散發著一淡淡的薄荷清香。
不是廟街能買到的東西。
我把糖放進證袋，繼續翻找。床底下有一個紙箱，拉出來，裡面是一些舊報紙和雜。報紙下面，著一張皺的糖紙——和那包薄荷糖一模一樣的銀糖紙，但了一團，像是被人攥在手裡過。
我把那張糖紙也收好。
走出出租屋時，周姨還站在走廊裡，靠在牆上，手裡夾著一支菸。
“找到什麼了？”問。
“走之前，有沒有什麼異常？”
周姨吸了一口煙，煙霧在昏暗的走廊裡散開。
“走之前那天晚上，我聽到在屋裡哭。哭了好久。”周姨掐滅菸頭，“第二天早上，出門的時候，眼睛是腫的。我問怎麼了，說沒事，說要去見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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