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平息後的第一個星期，聽心閣門口終於不再有記者蹲守了。
我坐在書房裡，第一次覺得安靜得有些不習慣。沒有電話鈴突然炸響，沒有敲門聲急促得像催命，沒有人在街上指著窗戶跟旁邊的人頭接耳。蟬不了，梧桐葉一片一片地落，空氣裡有一種秋天特有的清冽，像剛開封的酒，聞著就讓人清醒。
就是在這樣的安靜裡，杜維鈞的請柬來了。
送來請柬的是他的司機。一個穿黑制服的年輕人，頭髮梳得油亮，站在聽心閣門口，雙手遞上一個燙金信封。信封很大，比普通的信大一圈，紙很厚，上去有一種沉甸甸的分量。封口用火漆封著，上面了一個印章，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徽記。
小玉接過請柬，拿到書房給我。我拆開封口，出裡面的卡片。卡片是象牙的，邊緣燙金，上面的字是手寫的。
“吳小姐，九月二十八日晚六時，虹口杜公館，盼請臨。杜維鈞謹邀。”
虹口公館。杜維鈞的家在虹口。那裡是日本人的勢力範圍，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司令部就在虹口，街上走著穿和服的人和穿軍靴的軍，到是太旗和日文招牌。一個華人把家安在虹口，不是蠢就是另有圖謀。杜維鈞顯然不是蠢的那一種。
小玉湊過來看了一眼請柬。“姐，杜先生請你吃飯？”
“嗯。”
“你去嗎？”
“去。”
他幫過我。周敏儀封筆的事，他出了力。雖然他的方式讓我不舒服，但幫了就是幫了，這份人我得還。而且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想要什麼。這個人從來不白做事，他幫我一分，必然是想從我這裡得到十分。我去了，才能看清楚。
下午西點，我開始準備。我選了一件深藍的旗袍，沒有繡花，沒有鑲邊，只在領口別了一支銀質的蘭花針。頭髮盤起來，用一素銀簪子固定。小玉幫我描了眉，了薄薄一層口紅，不濃不淡。
“姐，這件好看。不張揚，但是得住場面。”
我不需要住場面。我只需要讓杜維鈞知道，我不是一個可以被隨意擺弄的人。
五點，小玉幫我了一輛黃包車。我上車之前回頭看了一眼，站在門口，兩隻手絞在一起，微微發。怕杜維鈞這個人。那種沉沉的、看不的、笑裡藏刀的人，誰不怕？
“別擔心，我晚飯後就回來。”
黃包車從霞飛路出發，穿過大半個法租界，經過公共租界，往虹口方向去。車伕跑得很快，風呼呼地從耳邊刮過。窗外的風景不斷變化。法租界的梧桐樹、公共租界的高樓、虹口的日式木屋和和服人。天漸漸暗了，路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虹口的路燈比法租界的暗，燈昏黃，照在路面上一層淡淡的灰。
六點整，黃包車停在一棟花園洋房前。我下了車，付了車錢。
“這裡不太好車。要不要我等您？”
“不用。我能回去。”
他拉著車走了。我轉看著這棟洋房。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紅磚牆，白窗框，花園修剪得一不苟，連灌木都是一個高度。門口站著兩個印度門衛，纏著頭巾，腰裡彆著警。他們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也沒有攔我。
我走上臺階，推開大門。
門廳很大，水晶吊燈從天花板上垂下來，把整個大廳照得亮如白晝。地上鋪著波斯地毯，花紋繁複，走在上面沒有聲音。牆上掛著油畫，畫的是我不認識的外國人。一個穿黑西裝的男僕迎上來，微微鞠躬。
“吳小姐，這邊請。”
他領著我穿過門廳，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兩側是閉的房門。走廊的盡頭是一扇雙開的木門，男僕推開，退到一邊。我走進去，是一個大客廳。客廳裡己經有人了。
杜維鈞站在壁爐前面，手裡端著一杯紅酒，正在跟一個穿軍裝的日本男人說話。看到我進來，他放下酒杯，朝我走過來。
“吳小姐，歡迎。”他出手，角掛著恰到好的微笑。不會太熱讓你覺得他有所圖，也不會太冷淡讓你覺得他看不起你。這個度，他拿得分毫不差。
。手的他握了握輕輕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