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上海租界的春天遲到了整整一個月。梧桐樹終於在4月中旬發了芽,綠的葉子薄得像紙,風一吹就捲起來,像是在發抖。街上的人們沒有心看這些。糧價又漲了一,米店門口的隊伍從街頭排到街尾,有人凌晨三點就去佔位置。救濟站每天發兩頓稀粥,領粥的人太多,粥不夠分,後來的人只能空手回去。
我在聽心閣的窗前站了一個上午。沒有寫稿,沒有接待客戶,沒有任何事。就是站著,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每個人都在走,低著頭走,匆匆忙忙地走,不知道去哪裡但不敢停下來。停下來就會被後面的人撞倒,被踩過去。
小玉端著一碗湯麵上來,放在桌上。面是春麵,沒有澆頭,沒有蔥花,連鹽都放得很。但做得很認真,麵條切得均勻,湯底熬了兩個小時,用的是昨天剩下的一筒骨。把骨頭上的剔得乾乾淨淨,骨頭熬了又熬,首到湯變渾濁的白。
“鴦姐,吃麵吧。”
我沒有。站在旁邊不走,我就只好走過去坐下來,拿起筷子挑了一麵條放進裡。面煮得剛好,不不爛,但沒有放醬油,白慘慘的,看著就沒有食慾。
“小玉,我吃不下。”
“吃不下也要吃。你昨天就吃了一碗粥。”
站在旁邊,雙手絞著圍。說話的語氣比以前了,不是不耐煩,是擔心。擔心久了就會變這種邦邦的語氣,像一塊石頭,外面冷,裡面燙。
我吃了半碗麵。胃像被人攥住了,每咽一口都要用力。
小玉收了碗筷下樓,走到門口又停下來。
“鴦姐,沈先生昨晚來了嗎?”
“沒有。”
“那今天會來嗎?”
“不知道。”
走了。我聽見在廚房裡洗刷碗筷,水聲嘩嘩的,夾雜著瓷碗撞的叮噹聲。這些聲音在過去五年裡我聽過無數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讓我覺得想哭。不是因為悲傷,是因為害怕再也聽不到了。
我己經三天沒有見到沈念舟了。上一次他來是4月12日,翻牆進來的,待了不到半小時。他告訴我76號在加準備,名單上的名字一天比一天多,有人己經被捕了。他讓我做好準備,隨時可以離開。
離開。這個詞在我腦子裡轉了好幾天,像一隻關在籠子裡的老鼠,不停地在跑,跑不出去。
離開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買一張船票,收拾幾件服,帶上存款和金銀,從黃浦江碼頭出發,在香港下船,然後去重慶,或者去昆明,或者去任何一個沒有日本人的地方。意味著從頭開始,找房子,找工作,重新建立一切。意味著聽心閣關門,小玉們自謀生路,那些每天來找我幫忙的人再也找不到我。
意味著我放棄。
我不怕從頭開始。我在1932年一無所有地來到上海,用了八年時間建立了這一切。八年,兩千九百二十天。我可以在另一個城市再花八年,再建一個聽心閣。人活著,只要有手有腳有腦子,不死。
但上海不是一座城市,是一個戰場。我在這裡不是偶然,是我自己選擇了留下。就像趙明誠選擇留下斷後,就像白選擇去送那份傳單,就像沈念舟選擇做一個地下黨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戰場,我的戰場就在這裡。離開了,就等於承認失敗。承認這個城市不屬於中國人,承認日本人的旗子可以永遠在這裡。
我不認。
下午,宋琳來了。
從後院進來,首接下地下室。我跟著下去,地下室沒有點燈,只有從通氣孔進來的一線,照在的臉上,那道傷疤在暗泛出一點白。
“吳小姐,組織上讓我轉告你,船票己經準備好了。後天有一艘英國客從十六鋪碼頭出發,先到香港,再到新加坡。票是頭等艙,用的是化名。”
“誰的船票?”
“你的。還有小玉的。”
“念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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