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六年，皮島最終陷落。清軍將領阿濟格率軍圍攻皮島，此時的皮島水師早己名存實亡，僅有量殘兵憑藉殘破的戰船抵抗。清軍雖缺乏海戰經驗，卻憑藉人數優勢與從登萊擄獲的火炮，對皮島展開猛攻。周文鬱與黃蜚率軍馳援，卻因戰船破舊、彈藥匱乏，只能遠遠觀，無法靠近。激戰三日後，皮島失守，明軍水師士兵或戰死、或投海，鮮染紅了周邊海域。此役之後，大明在遼東沿海的最後一個戰略支點丟失，水師徹底失去了對渤海、黃海的控制權。
而此時的清軍，正悄然完著從“陸霸”到“海強”的蛻變。努爾哈赤時期，清軍（後金）對海洋毫無概念，甚至視戰船為“無用之”，認為“騎乃立國之本”。但隨著與明軍的鋒日益頻繁，清軍逐漸意識到海上力量的重要——明軍水師雖衰敗，卻仍能憑藉海島據點襲擾清軍後方，截斷糧道。皇太極即位後，明確提出“取中原，必先制海”的戰略，開始著手組建水師。這足以說明從那個時候開始，滿清就己經是認識到制海權的重要了，那到後來為什麼還會發展閉關鎖國呢？（相信看到這裡的書友，還是知道一些的，那我在這裡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康熙二十三年，秋。福建廈門港的海面上，最後一艘懸掛南明旗號的商船被清軍水師擊沉，浪花捲著破碎的船板與褪的旗幟，沉冰冷的海底。岸邊，著八旗鎧甲的將領勒住馬韁，著茫茫東海，眉頭鎖。不遠，幾個漁民蜷在礁石後，看著自家賴以生存的漁船被付之一炬，眼中滿是絕與憤懣。
此時的紫城，年輕的康熙皇帝正坐在乾清宮的龍椅上，看著福建總督送來的奏摺，奏書裡滿是希朝廷能關閉海洋，斷絕一切海上貿易。窗外，秋風卷著落葉，彷彿是遠方海域的濤聲，隔著萬里江山，傳帝王的耳中。
這不是清廷第一次對海洋豎起高牆，也絕非最後一次。因為從順治朝開始搞“寸板不許下海”那一套了，到康熙朝的開海復，再到乾隆朝的一口通商，一道無形的鎖鑰，緩緩落下，將龐大的清帝國與正在劇變的世界隔絕開來。也就是我們後世稱之為“閉關鎖國”，而在彼時的滿清統治者眼中，這不是愚昧的自閉，而是維繫王朝統治的最後一道防線，是植於政治、經濟、文化與族群焦慮深的必然選擇。
順治元年，清軍關，鐵蹄踏破山海關，主中原。然而，這個由關外真後裔建立的王朝，從誕生之初就揹負著與生俱來的統治焦慮。
滿族人丁稀，不過百萬，卻要統治數億漢族百姓，以及蒙古、回、藏等諸多民族。中原大地反清浪此起彼伏，“反清復明”的口號如同雲，籠罩在紫城的上空。其中，最讓清廷寢食難安的，便是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
以鄭功為首的南明殘餘力量，以臺灣為基地，憑藉強大的水師，縱橫東南沿海，多次北伐，兵臨南京城下。鄭功的船隊，擁有先進的海船，與海外諸國通商往來，獲取火、糧草與報，為清廷的心腹大患。沿海百姓與鄭功部往來切，或提供資，或加義軍，海洋，了反清勢力的主要生命線。也就是是換句話來說，只要鄭功他們在，不管在大清造什麼樣的反，捅多大的簍子，拍拍屁往大海里一鑽，屁事沒有，大不了過兩年再來過。
這讓滿清朝廷很是頭疼！
順治十二年，朝廷頒佈海令：“寸板不許下海，粒米不許越疆”。沿海百姓，凡私自出海者，一律死，家產抄沒；地方員包庇者，同罪論。三年後，清廷再下遷界令，勒令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省份居民，遷三十至五十里，燒燬所有房屋、漁船、港口，製造一片無人的真空地帶，徹底切斷沿海百姓與鄭功水師的聯絡。
一時間，東南沿海哀鴻遍野。世代以海為生的漁民，失去了謀生之路；富商大賈的海外貿易，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無數人死於遷徙途中，無數良田化為焦土。在清廷的眼中，百姓的生計、沿海的繁榮，都比不上王朝的安危。海洋是危險的，是滋生反清力量的溫床，唯有將海洋鎖死，才能守住這來之不易的江山。
康熙元年，鄭功病逝，臺灣鄭氏集團部紛爭。康熙二十年，被李地、姚啟聖玩壞了的施琅率軍攻克臺灣，南明最後一支抗清力量覆滅。按理說，海的初衷己經達，朝廷理應開放海洋，恢復沿海生機。可紫城裡的帝王，卻依舊不敢卸下對海洋的戒備。
因為他們清楚，鄭氏集團雖滅，但“反清復明”的思想並未消亡。江南計程車大夫階層，始終心懷故國；沿海的百姓，依舊對海外世界心存嚮往。一旦開放海，海外的反清勢力、異端思想，便會順著洋流，再次湧中原。海洋，永遠是懸在滿清統治者頭頂的利劍，鎖海，便是鎖心，便是鎖住統治的基。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宣佈廢除遷界令，有限度開放海，設立江、浙、閩、粵西海關，允許中外商船往來貿易。這看似是開放的訊號，實則是有限度的妥協。清廷從未真正信任過海洋與百姓，開放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嚴苛的管控：商船的大小、出海的時間、攜帶的貨與糧食，都有明確的限制；百姓出海，必須府批准，逾期不歸者，便被視為叛民，永不許歸鄉，甚至九族都被到牽連。
此時的清廷，己經埋下了閉關鎖國的種子。政治安全，永遠是第一要務。對於一個以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的王朝而言，任何可能引發盪、滋生異己的因素，都要被扼殺在搖籃裡。海洋的自由，意味著民間力量的崛起，意味著統治秩序的鬆，這是新覺羅家族絕不能容忍的。
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率領使團，帶著蒸汽機、火炮、天文儀等西洋奇技巧，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希與清廷建立平等的外與貿易關係。
在熱河避暑山莊，乾隆皇帝坐在龍椅上，看著馬戛爾尼呈上的禮，滿臉不屑的笑意。他揮揮手，讓侍將這些西洋件收進庫房，隨後在給英王的敕諭中寫道：“天朝產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以通有無。”
這句話，道盡了他們滿清統治者的自大執念，也為閉關鎖國最核心的經濟源。
清帝國的經濟基，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千百年來，中原大地男耕織，糧食自給，布匹自制，百姓的食住行，都能在一方土地上自我滿足。朝廷的賦稅，來自於土地；國家的穩定，依賴於農民安於鄉土。這種封閉的經濟模式，如同一個巨大的閉環，不需要外來商品的輸，也不需要海外市場的支撐。
在統治者看來，海外貿易不過是“奇技巧”的換，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西洋的鐘表、玻璃、織品，不過是皇室貴族的玩，於國計民生毫無益。而中國的茶葉、綢、瓷，卻是海外諸國爭相搶購的必需品，是“天朝”懷遠人的恩賜。
這種經濟上的絕對自信，讓清廷對海外貿易充滿了輕視與警惕。
一方面，海外貿易會衝擊小農經濟的穩定。一旦民間商人與海外通商，積累鉅額財富，便會打破傳統的“士農工商”等級秩序。富商大賈會兼併土地，拉攏員，形制外的力量，威脅朝廷的統治。江南的徽商、晉商，己經讓朝廷心存忌憚，更何況是遠涉重洋、不管控的海商？
另一方面，海外貿易帶來的白銀流，也讓清廷焦頭爛額。清朝實行銀錢並行的貨幣制度，百姓繳稅用白銀，日常易用銅錢。康乾盛世時期，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長期於順差，歐洲的白銀源源不斷流中國，銀價穩定。可到了乾隆中後期，隨著西方民擴張加劇，白銀流減，銀價暴漲，一兩白銀兌換的銅錢從八百文飆升至一千二百文。
底層百姓的賦稅負擔驟然加重，民間怨聲載道，抗稅暴此起彼伏。在清廷眼中，這一切的禍，便是不控制的海外貿易。既然小農經濟能自給自足，既然海外貿易會引發貨幣混、民間盪，那索關閉國門，斷絕與海外的經濟往來，守住小農經濟的基本盤，便能保住王朝的長治久安。
乾隆二十二年，一道聖旨傳遍沿海西省：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僅留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國商船，只能在廣州停靠貿易，由府指定的“十三行”商人全權代理，嚴外商與地百姓、商人首接接。
廣州十三行，為清帝國與世界唯一的連線點。外商的行被嚴格限制，不得出城，不得攜帶家眷，不得學習漢語，不得乘坐轎子。清廷用一道道繁瑣的規矩，將中外流到最小的範圍。在統治者的認知裡，天朝地大博，無需仰仗外夷，鎖國，便是守住經濟的本，守住天下的太平。
紫城的太和殿，匾額上“太和殿”三個大字，彰顯著皇權的至高無上。殿的地磚，每一塊都象徵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他們那些滿清統治者，繼承了中原王朝千年不變的華夷觀念。在他們的世界觀裡，中國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巔峰；而海外諸國，都是“蠻夷戎狄”，是未開化的野蠻人，是從樹上剛下來的猴子。理應向天朝俯首稱臣，朝貢納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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