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
邱姍的格，是在沉默中長出來的。不是天生不說話，而是父親的離世不會因為的哭喊而回來，流言蜚語不會因為的辯解而停止，欺負的人不會因為的反抗而收手。學會了把話嚥下去，不是不會說，是不想說給不值得的人聽。
的人生是被地承了很多，然後主地選擇了離開。從南京退到紹興，是一種離開。從紹興考到杭州，是一種離開。從杭州考外學院，是一種離開。每一次離開都不是逃跑，是不想被同一個地方困住。相信路不是等來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只要還在向前，就還有未來。
不對別人輕易心，不是冷漠，是知道心是需要本的。付不起。要支付力的地方太多了，學費、生活費、父親的手費。的心是有限的，只能給有限的人。凡毓華，凡釗，偶爾在心裡給父親留一個位置。其他人，不是不想給，是騰不出地方。
從不抱怨。不是因為生活對不薄，是覺得抱怨沒有用。母親在餛飩店站了十幾年，膝蓋落下病，抱怨過嗎？沒有。父親被人誣陷學不端，含恨離世，抱怨過嗎？也沒有。把那些委屈嚥下去，咽骨頭，長在上，讓自己站得更直。不是不疼，是疼了也不會讓別人看見。怕別人看見的疼，怕別人覺得可憐。不可憐，只是走得比別人慢一些。但走得慢的人，往往走得更遠。
對的態度是剋制。不是不心，是不敢。怕自己一，就會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生活打。沈雋淞是十幾年的心結，不是解不開，是不捨得解。那是年時唯一的，父親離世後唯一的引導者，靠著那點走了很遠。但只是照著路，路要自己走。不會因為那束滅了就停下來，也不會因為那束亮著就一直站在原地。是走路的人，不是看的人。後來遇到付紹平，心了，試了，分了，不是不，是不起。兩個人都太忙，忙到沒有時間經營一段關係。理解，不怨，不悔。知道自己不是那種可以把放在第一位的人，前面排著太多東西。工作，母親，自己，排在很後面。不是不重要，是重要的事太多，不到它。
在職場上是從不示弱的人。不是因為要強，是示弱也沒有人會幫。靠自己的能力從科員做到副司長，沒有背景，沒有關係，只有一篇一篇寫出來的稿件、一場一場撐下來的釋出會。不需要別人知道有多辛苦，只需要別人看到的專業。
對外溫和，對嚴苛。記者會上從容不迫，那是練出來的。對著鏡子練，對著錄音筆練，對著空無一人的辦公室練。練了無數次，才練出那副不慌不忙的樣子。不是天生的發言人，是後天長的。那些從容，是張過後的平靜，是怕過之後的不怕。
從不回頭看。不是不懷念，是知道回頭沒有意義。父親回不來了，沈雋淞結婚了，付紹平也離開了。那些人都在的生命裡留下了痕跡，但不能停在痕跡裡。只能往前走，走到前面去，走到新的地方去。也許那裡有新的痕跡，也許沒有。但不管有沒有，都要走。
邱姍的格像山，不聲不響，但誰也推不。像水，不急不躁，但誰也別想攔住流向大海。不解釋自己，因為懂的人不需要解釋，不懂的人解釋了也沒用。不討好世界，因為知道世界不會因為的討好就對溫。只是安安靜靜地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自己的人。用沉默、忍耐和不回頭，走出了一個人的山河。那座山河沒有別人，只有自己。
從北京起飛，飛過太平洋，飛過大西洋，飛過那些年輕時只在書上見過名字的城市。紐約、華盛頓、倫敦、黎、布魯塞爾、日瓦、羅畢、約翰斯堡、曼谷、新加坡、雅加達。的護照換了一本又一本，每一本都蓋滿了出境章，那些五六的印章疊在一起，像這二十年的路標。不常在朋友圈發定位，但的足跡遍佈了這顆星球上大多數重要的角落。
在飛機上的時間比在地上的時間長。習慣了倒時差，習慣了一落地就開會，習慣了在酒店房間裡改稿子，習慣了在機場候機時吃一碗泡麵，習慣了在深夜回到住時，對著空的房間說一句“回來了”。沒有人應，但需要說，需要聽見自己的聲音，確認自己還活著。有一次，在日瓦轉機，五個小時的候機時間。找了一個角落，把行李箱靠在邊，翻開一本書，看了幾頁，合上了。想起二十出頭在這裡讀書的日子，那時候一個人拖著行李箱從火車站出來，不知道路怎麼走，不知道法語怎麼說，不知道論文怎麼寫，也從來沒想過，多年後會以外的份回到這裡，坐在聯合國會議廳的中國席位上，面對全世界的鏡頭髮言。那時候只有一個信念——走下去。沒有辜負那個自己。
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在會議間隙去了趟中央火車站。不是去辦事，是想去喝一碗湯。很多年前在電影裡看到中央火車站的場景，想著什麼時候能親眼看看。後來來了很多次紐約，但從沒進過中央火車站。這次特意繞了一段路，站在大廳中央，看著頭頂的綠松石天花板，人來人往，沒有人認識。排了十幾分鐘的隊，買到一碗油蘑菇湯，端著紙碗坐在角落裡慢慢喝。湯很濃，味重，不是習慣的味道。但喝完了。想，很多年前那個在小城出租屋裡看盜版碟片的孩不知道，有一天會坐在這裡，喝一碗六元的湯，然後趕回去開會。把這些年在世界各地停留過的片刻碎片一一拾起——倫敦希思羅機場的長椅，黎戴高樂機場的咖啡，東京田機場的便利飯糰。那些年走過的機場，比住過的城市還多。從來不覺得累，因為知道下了飛機有人在等。不是的某個人，是那份責任，是那些看不見的、需要發聲的人。不是為自己走的，是為他們走的。所以他們不會讓累。
有一次在南非，會議結束後，主辦方安排他們去參觀了一個小鎮。小鎮很窮，路是土的，房子是鐵皮搭的，孩子們赤著腳在路邊踢一個癟了的足球。邱姍站在車旁邊，看著那些孩子，有一個小孩跑過來，仰著頭看。小孩的眼睛很大，很亮，像小時候。蹲下來，從口袋裡出一顆糖，剝開糖紙遞給小孩。小孩接過來塞進裡，笑了。也笑了。上了車，同事問給了什麼，說一顆糖。同事說你真有心。沒有解釋。給的不是糖，是那個小孩看的眼神——曾經也有過那樣的眼神，著某個人，覺得那個人是。後來了那個被的人，希自己配得上那些眼神。
回到北京，下了飛機，拖著行李箱走過首都機場的長廊。長廊很長，燈很亮，的腳步聲在空曠的空間裡迴盪。走得不快，不急，走了這麼多年了，不用急了。手機震了一下，是凡毓華髮來的訊息：“到了？”回：“到了。”凡毓華又問：“累不累？”說：“不累。”拉著行李箱走出航站樓，北京的夜風吹在臉上，涼的。站在路邊等車，抬頭看著天空。沒有星星，燈太亮了。想起非洲那個小鎮的夜晚，滿天繁星，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鑽。那個小孩應該已經睡了吧，也許裡還含著那顆糖。笑了一下。
車來了。上車，靠著窗，看著窗外的城市夜景。明天還要回辦公室，還要開記者會，還要改稿子。還有很多地方要去，還有很多路要走。不怕，一直都不怕。從十二歲那個冬天開始就不怕了。那時候站在理樓的走廊裡，不敢敲門。現在推開過世界上很多會議廳的門，每一次進去，都有人在等。走進去坐下來的。走了多遠，都要走回來。不是走回來，是走出去。從南京走到北京，從北京走向世界。還會繼續走，一直走，走到走不的那一天。那一天還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