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七月，歐洲的戰事已經進了第五個年頭。德國人在西線發了最後一次大規模攻勢，一度推進到距離黎只有幾十公里的地方。但國人來了，源源不斷地來了，每星期都有幾萬軍登陸法國。德國人的攻勢被擋住了，擋回去之後就再也推不了。協約國開始反攻，坦克。飛機。重炮，一波一波地往德軍陣地上砸。德國人撐不住了，前線士兵開始投降，後方工人開始罷工，連皇帝都在考慮退位。誰都知道，戰爭快結束了。
遠東這邊，倭國人在南滿鐵路的事上徹底沒了聲音。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接到東京的電報：歐洲戰局吃，帝國無力東顧。南滿鐵路的事，能忍則忍。本莊繁看完電報，沉默了很久，把電報一團扔進紙簍。他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奉天城，城裡人來人往，商鋪開門營業，孩子們在街邊玩耍，沒有人因為南滿鐵路換了軌而驚慌失措。他看了一會兒，轉過，對參謀說：“給東京回電。就說關東軍服從大本營的決定。”
阿桂站在金陵總統府的地圖前，看著東北那片廣大的土地。地圖上著一面小紅旗，旗上寫著“南滿鐵路”四個字。他看了很久，轉過。陳立正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梧桐樹。七月的金陵熱得像蒸籠，知了在樹上個不停，聲音又尖又。
“先生，倭國人服了。”阿桂說。
陳立點點頭。“服了。但不是認輸，是沒辦法。他們在歐洲打不過德國人，哪還有心思管夏國的事？等他們緩過勁來，還會回來的。”他轉過，看著阿桂，“告訴張雨亭，南滿鐵路的事，他辦得好。但還有一件事要辦——收回旅順港。旅順港是俄國人佔的，倭國人搶的，夏國人租的。租期二十五年，還有八年到期。八年太久，一天都不想等。”
阿桂掏出小本子，把這句話記下來。
一九一八年八月，東北邊防軍整編完。三個師，五萬人，清一的一九一五型半自步槍，每個班一通用機槍，每個營兩門步兵炮，每個團四門山炮，每個師十二門野炮，每個軍八門重炮。張雨亭站在奉天城外的大校場上，看著那些隊伍從面前走過。步兵。炮兵。騎兵。工兵。輜重兵，扛著槍，拉著炮，騎著馬，喊著口號。他看見那些士兵手裡的半自步槍，槍管鋥亮，在下閃著。他看見那些拉著的炮，步兵炮。山炮。野炮。重炮，一門比一門大，一門比一門重。他看見那些騎著馬的騎兵，腰桿直，馬刀鋥亮。他看見那些扛著工的工兵，步伐整齊，神抖擻。
他看了很久，然後轉過，對邊的楊宇霆說：“這兵，比以前強了十倍。以前那些兵，扛著老套筒，穿著破軍裝，走路都沒神。現在的兵，扛著新槍，穿著新軍裝，走路都帶風。”楊宇霆說：“大帥，不裝備好了，訓練也好了。金陵來的教，練了三個月，把以前的病都改了。現在咱們的兵，能打能走能藏，比以前強多了。”張雨亭點點頭。“好。那就讓他們練。練好了，去旅順口轉轉。讓倭國人看看，東北軍不是以前的東北軍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陳立派了一個代表團去旅順，跟倭國人談收回旅順港的事。代表團團長是外部的老手，姓顧，留過洋，懂洋文，懂洋法。他帶著幾個人，坐火車從奉天到旅順，整整走了一天。到旅順的時候，天快黑了，夕照在港口的軍艦上，金燦燦的。
倭國人的代表重葵，是外務省的夏國課課長，四十多歲，瘦高個，戴著一副金眼鏡，說話慢條斯理。他見了顧先生，微微鞠躬。
“顧先生，久仰。”
顧先生還了禮。“重先生，客氣。”
兩個人坐下來，開始談。重葵先開口：“顧先生，旅順港是倭國據條約租借的。租期二十五年，還有八年到期。貴國政府單方面要求收回，不符合國際法。”顧先生說：“重先生，旅順港是夏國的領土。夏國的領土，夏國人有權收回。國際法也規定，租借地的主權屬於租借國。倭國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重葵的臉變了變。“顧先生，旅順港是倭國用鮮換來的。日俄戰爭，倭國犧牲了十萬將士，才從俄國人手裡奪回旅順。這十萬將士的，不能白流。”
顧先生看著他。“重先生，旅順港是夏國的土地。俄國人佔過，倭國人佔過，但不管誰佔，土地是夏國的。十萬將士的，流在夏國的土地上。夏國的土地，埋著十萬倭國人的骨。這十萬條命，不是為了佔夏國的土地，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的，沒有白流。但旅順港，還是要還的。”
重葵沉默了。他知道顧先生說得有道理，但道理歸道理，利益歸利益。他沉默了很久，然後說：“顧先生，我需要請示東京。”顧先生點點頭。“我等您。”
一九一八年十月，東京的回電來了。大本營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旅順港提前歸還夏國。不是心甘願，是沒辦法。歐洲戰爭還沒結束，倭國沒有多餘的兵力跟夏國翻臉。南方軍的裝備比關東軍好，飛機。坦克。重炮，都是倭國沒有的。打，吃虧的是自己。再說，南滿鐵路已經換了軌，旅順港就是一座孤港，留著也沒什麼用。
重葵把這個訊息告訴顧先生的時候，臉上的表很複雜。顧先生站起來，出手。“重先生，謝謝。”重葵握住他的手，苦笑了一下。“顧先生，不用謝。這是大本營的決定。我個人，不贊。但決定就是決定。”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人在黎郊外的火車車廂裡簽了停戰協定。打了四年的歐戰，終於結束了。訊息傳到金陵的時候，陳立正在辦公室裡看旅順港的地圖。阿桂拿著一份電報跑進來，臉上帶著笑。
“先生，德國人投降了。仗打完了。”
陳立接過電報，看了一遍，放在桌上。“打完了。該咱們了。”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的梧桐樹。葉子黃了，一片一片落下來，鋪了一地。“告訴張雨亭，旅順港的事，抓辦。歐洲打完了，倭國人就要回來了。在他們回來之前，把旅順港收回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旅順港接儀式。港口的碼頭上，倭國國旗降下來，紅星旗升上去。降旗的時候，倭國兵站得筆直，臉上沒有表。升旗的時候，夏國兵也站得筆直，臉上也沒有表。但站在後面的老百姓，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拍手，有人放鞭炮。一個老漁民，七十多歲了，一輩子在旅順口打魚。他站在碼頭上，看著那面紅星旗升上去，老淚縱橫。
“四十年了，”他說，“四十年了，旅順口終於回來了。”
阿桂站在金陵總統府的地圖前，看著旅順港那個點。地圖上著一面小紅旗，旗上寫著“旅順”兩個字。他看了很久，轉過。陳立正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雪。金陵下雪了，細細碎碎的，落在院子裡那兩棵梧桐樹上。
“先生，旅順收回來了。”阿桂說。
陳立點點頭。“收回來了。但事還沒完。旅順是回來了，但旅順港裡的船，是倭國人的。港口的裝置，是倭國人的。港口的倉庫，也是倭國人的。這些東西，都要慢慢收回來。”他轉過，看著阿桂。“告訴海軍，旅順港要建一個基地。軍艦要停，飛機要飛，水兵要住。告訴張啟明，旅順港的船塢要修，要能造大船。告訴周文，旅順港的工廠要建，要能修軍艦。”
那天晚上，阿桂在日記裡寫了一句話：“旅順收回來了。四十年的恥辱，一朝洗雪。先生說，事還沒完。路還很長。但至，咱們邁出了第一步。這句話，我記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