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帳以來:羅馬汗國記》第七章 不用秦制的人,只能維持一個相對失敗的國家(1)

作者:正統大汗阿里不鴿·11個月前

紫帳汗國現在推行的歷法,是剛建帳的時候,以元朝《授時歷》為基礎,進行改編的。

而且,這個改編,其實也就是做一些名稱的本地化,把一月改雅努斯之月什麼的。畢竟那會兒,紫帳汗國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麼。

不過,授時歷其實也比較早了。這部立法還是元初製作的,當時元朝剛剛滅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許衡等人,收編南宋的歷算吏,基於南宋的《天曆》,制定新的歷法。

從《授時歷》制定到紫帳汗國採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至郭康覺得,確實有點長。要換做尋常的中原王朝,應該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曆法本,就是需要經常進行修訂的。像兩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歷法就有十部。不過這年頭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連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時歷》改了個名《大統歷》,然後就一直襬爛下去了。所以,這麼用著,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能做到這一點,估計還是因為授時歷底子好。當年,為了制定這部曆法,主持測量的學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書,說當年大唐開元年間,僧一行等人在全國設立13觀測點,收集天文資料,用於制定大衍曆。現在大元疆域,已經超過了大唐,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觀測,以獲得更確的資料。

元初眾人,都有個奇怪的結,就是什麼都喜歡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裡面帶頭的那個。看到這個建議,就很高興,當即批准下來。在忽必烈的支援下,郭守敬等人設立了27個觀測所,向東進朝鮮半島,向西進河西;最南的觀測所深大海,設定在了南海的島嶼之上,最北的觀測所超過了北海,來到了西伯利亞腹地,史稱“四海測驗”。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完了授時歷的編訂。

這部曆法的準度,和三百年後的格里高利曆相同,而格里高利曆就是後世一直沿襲的公曆。歷史上,用到明末那會兒,曆法才開始出現明顯的差錯。

雖然這會兒還是定義上的“古代”,但數學與科學技的發展,其實也是越來越快的。授時歷制定時的觀測工和演算法,也不如後世的先進。但大元確實太大了,四海測驗獲得的大量資料起到了力大磚飛的效果,把整誤差給下去了。

當然,有曆法還不行,關鍵是如何普及。

農業這東西,在後人眼中,往往一種很土、很低端的工作。進行農業活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後、愚昧的形象。但在這個時代,農業毫無疑問是個技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說,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別巨大,而絕大部分地方顯然都和這個上限無關,其原因也是因為技不足。

沒有人生下來就備生產的技能,種田當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著長輩進行學習。而且,技越高,需要學習的東西就越複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僅靠簡單的口耳相傳就能學會,也不是隻靠自己索就行的了。這些系統的知識,必須有專門的人研究,經過專門的整理,然後讓大家學習,才能儘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識的況下,農業水平可以落後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國近代的所謂農業革命,就起始於當地人學會了先用木在地上,然後再放種子。這其實就是“刀耕火種”裡頭那個刀耕,但是沒人教的話大家就是不會。至於農業革命的核心,則是18世紀後期,出現的鐵犁和播種車。

在這種西漢農普及之前,當地人就是隻會用手,將種子直接撒在簡單翻作過的土地上。手藝好的農夫可以撒的相對均勻,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後,種子都會因為坑坑窪窪的地面而聚集起來。

等莊稼長出來後,並不是人們印象中一排排,一壟壟,整整齊齊的樣子,而是雜無章,不但度不勻,不同植株之間也會互相干擾,導致通風不好,採不均勻,澆水的效率也很低。

結果就是,連同一塊地的莊稼,的時間都能差個幾天。到收穫的時候,也顧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長的莊稼一起收割上來。而且這種耕種方法,也使得播種者幾乎無法除草——當然了,把地種這個樣子,莊稼的狀態本來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蘭人和斯拉夫人一樣,都是字面意義上的食草民族,啃點野草也是食了。

這種條件下,當地農業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糧食收種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寫唐詩,就是“春種一粒粟,秋收兩顆子”,真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況……

別說平民,連貴族都儘可能不想在島上待,因為那裡的質條件一直過於窮酸。當年,基輔大公“智者”雅羅斯拉夫執政的時候,曾經安排公主與英格蘭聯姻。不過老大公一直關心兒的狀況,後來還專門寫信給,說英格蘭的伙食似乎很糟糕,問能否習慣。能讓羅斯人都覺得吃的太差,可見當時那邊是個什麼鬼況。

所以,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首要的就是傳播知識。曆法也是這些知識中的一部分。

像現在這個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學堂。這裡不止是舉行祭祀和教育小孩,也是傳播各種重要知識的場所。

自古以來,地方員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勸農”。所謂勸農,不止是獎勵和督促種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容,是宣稱朝廷政策,推廣效率更高的農業技。因為哪怕有先進技,如果無法普及也是沒有用的。而只靠民間自發傳播的話,推廣的速度會非常遲緩。所以,府必須主,進行宣傳和教授。

哪怕是制度鬆弛的元朝,都有《通制條格》之類的方檔案,規定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育等各種農業政策和規範,寫明各種作應該怎麼種、種多合適之類的事項,連如何搭配的問題,都要細緻地進行籌劃和規定。哪怕缺乏對基層的管理能力,這些事也不能不做,因為在傳統意識裡,這就是朝廷應該做的事。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別人來做了……

當然,想要真正落實這些,切實提高農業的效率,就確實需要一個有力的執行系了。更直白地說,朝廷需要能穩定地管理到地方,而且影響力越深基層,越能把這些技貫徹下去,就越能提高效率。

在古典時代,還需要極限員的時候,這些規定就更加細緻。秦國的法令裡,連一塊田地播種時,不同作各自要多種子,府都有明確的資料,要求民眾儘量遵守。

當然,這種方式,對朝廷和吏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放在地中海這邊,就想都別想了。

英格蘭人後來甚至總結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認為應該主兼併,這樣,有錢有地的大地主才能進行集中管理,有條件採用更好的械,推行技革新。

但實際上,推行技革新,管理當地農業,本來是府的工作。農戶無力採購的牲畜和農,也是府租借乃至直接下發的。這都是戰國時代就有的政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學不會。而常年把府的工作丟給貴族和豪紳,結果可想而知。

到了21世紀,英格蘭人終於能做到1∶30的小麥收種比,達到漢朝樣板田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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