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一詞，始見於漢。漢時楊子云《長楊賦》中道：“聊因筆墨之文章，故籍翰林以為主人。”本意為文學之林，即文翰薈萃之地。到了唐代，“翰林”正式為署名。自唐以降，歷朝皆設翰林院。早期的翰林院是“為天下藝能技見詔者之所也”，乃網羅天下各式英才供皇帝之需，後逐漸為參政、修史的樞要機構。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很早便設定翰林院，其功能定位為輔政智囊團。但是當時由於丞相的存在，翰林院實際只是個空架子，因此朱元璋在廢中書省與丞相之後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自此，翰林院的功能定位發生了些許改變：首先，接手丞相的行政工作，分擔皇帝的工作力；其次，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供皇帝驅使，加強了皇權；再次，作為方編史、修史機構，掌握全國輿論的重要話語權。
而從選舉設等方面看，大明的翰林院制度較唐、宋、元等朝更為完善，可以說是集歷代之。大明翰林的選拔與科舉有著極為切的聯絡，尤其庶吉士制度的創立，保證了翰林的素質。在明初，由於翰林主要過舉薦和徵召的途徑選任，因而素質不一，甚至魚龍混雜。洪武十八年，庶吉士制度正式設立，使翰林院制度與科舉制度形了的聯絡，最終形了“非進士不翰林”的局面。
庶吉士制度又稱館選制度，簡單來說就是朝廷過科舉考試選取優秀人才為庶吉士，並對其進行專門培養。也就是說，被選為庶吉士就意味著取得了為翰林的預備資格，再經過三年“以朝臣為師、以經史詩賦為課”的學習培養後，便可參加“散館”考試，績優秀者即被授予翰林之職。
有明一朝，先過科舉考試為庶吉士，再過學習、考察為翰林，這是人才進翰林院的唯一途徑，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閣為輔臣的重要途徑。
然而，這一使翰林們引以為傲的制度似乎遭遇到了一點小小的挑戰——有一人年僅八歲、黃口小兒，無功名、妄稱儒，竟然堂而皇之的了翰林之。
昨日訊息傳來，翰林院頗震，繼而議論紛紛，導致幾位出翰林的講回到院中，幾乎被人當做給罵死。
除了同知經筵事的申時行本是禮部右侍郎、講顧養謙本是工部郎中之外，剩下的陳經邦、沈鯉、許國、張位、陳於陛五人，因為本就在翰林院，實在避無可避，被一眾翰林堵門“拜訪”。
幾位翰林出的講們再三解釋說高務實那個兒只是在翰林院掛名，實際上即非常設，也無品級，勸大家不要過於激。又紛紛拿高務實那《龍文鞭影》來說事，力證自己幾人絕非毫無風骨地附和皇帝，確實是因為高務實“其年齒雖，才堪一用”。好說歹說，總算保住了自己的家命。
為何區區一個太子伴讀、假侍讀學士，竟然會惹得這些清貴文臣們如此激憤？其實說到底，源還是翰林的定位問題：清貴！
明初，仿元制，翰林院被稱為翰林國史院，秩正三品。雖然後來經過改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相似，其正，包括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其屬，包括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其史，包括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另外便是庶吉士，沒有品級，也沒有定員。
大明的翰林院品級的確不高，低於前代翰林院或者同類機構，但是由於其靠近權力中心，是專屬於皇帝的重要的中央秘書機構，直接為皇帝提供服務，因而備皇帝重視。其與閣之間，是非常有聯絡的。
以上這些，可以說是“貴”。那還有“清”呢？
翰林院直接命於皇帝，承擔備皇帝諮詢、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員侍讀、擔任科舉考等職責。學士負責撰寫、詳正文書，考議制度等，同時備天子顧問；侍讀、侍講負責為皇室員講讀經史；修撰、編修、檢討等負責撰修實錄、玉牒、史志諸書等。
除此之外，翰林院的職責還包括掌管科舉事務、教習庶吉士、組織重大典禮、稽查理藩院檔案等等。凡此種種，理論上都是些名義很大，但油水很的差事，因此而“清”。
眾所周知，大明的員俸祿在歷朝歷代中倒數第一，本來這“頭把椅”應該是清代，但自雍正後實行了京雙俸祿制度，外養廉銀製度，員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提升。而大明的京是出了名的窮，要不是有地方上的冰敬、炭敬等孝敬，京們單靠自己的俸祿甚至養不活一家人，而其中翰林更是窮中的戰鬥機。
翰林之所以最窮，本原因就是在於它其實並不是一個行政機構，手上沒有權力，只能靠點工資度日。大明的翰林院嚴格意義上來說都不能算是一個正式的衙門，說它是一個培訓機構似乎更為確切，翰林們實際上是大明帝國的後備人才——高層後備人才。
但是窮是暫時的，翰林這個份蘊含著無窮的潛力。因為，翰林院是有明一朝科舉英薈萃之地。明初時，翰林皆由皇帝特簡或舉薦，洪武年間，翰林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途選的，到了景泰年間，翰林院中非進士出的還有十之四五，而自那以後，則逐漸被科甲進士所壟斷。
此後，想要進翰林院就只有兩種況：一是殿試中的一甲前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三人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編修等；二是館選，也就是從二甲、三甲進士中選文學優等即及善書者為庶吉士，當然前提是要經過考試，即“朝考”。考試錄取者進翰林院學習三年，優秀者留翰林院。
翰林平時的工作雖然“清”，可一旦升遷就會有常人不備的優勢。比如，大明制中就有規定，南北兩京的禮部尚書、侍郎，吏部的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六部尚書由翰林出者，則兼翰林學士，侍郎則兼侍讀、侍講學士。
另外，輔導太子為職的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的員，無論何品必帶翰林銜：詹事、詹事帶學士銜，春坊大學士不常設，庶子、諭德、中允、贊善、洗馬，則帶講、讀學士銜。也就是說，這些輔佐太子的員，將來新君即位，便可為新朝重要員。
還有，主管國家教育的國子監也與翰林有切的關係。儘管國子監也是個是清水衙門，可它擔負的是國家教育大計，因此明代制中規定，國子監最高長祭酒及司業非翰林出不能遷轉。
按照高務實的理解，明朝的翰林不僅作為侍從機構影響著方方面面，而且擔負著為國家重要部門輸送人才的任務。如果說國子監是育才、儲才之所，那麼翰林院就是養、儲之地。
說到這裡，讀者諸君就一定明白了，翰林們在翰林學習的三年期間，那是名副其實的窮，可為何進士們哪怕破腦袋都想往翰林院中？道理很簡單，因為畢業之後，他們的就業前景遠遠高於一般的進士。
一個進士如果被外放為七品知縣，那麼就意味著他要一級一級地慢慢升遷，而庶吉士一旦畢業，就有可能一年幾遷，而且將來還有很大機會閣，為國之輔臣。
最後還有一個說不定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翰林出的員死後還有一項極大的殊榮：他們可以以“文”為諡，譬如文臣的最高諡號“文正”——你不是翰林出，那就想也別想，這也是很多進士想法設法也要為翰林的目的之一。
正是因為習慣了這種“清貴”，翰林們哪怕窮得喝風拉煙，心理優越都是很強的，對於一個“不夠格”的“同僚”，當然也就格外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