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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叔侄三人的疑問是正常的，因為“鎮守平壤總兵”這個職務本就不存在，而且按照大明的軍制而言，似乎也不應該會有在藩屬國設立總兵的道理。
但高務實有高務實的理由，他回答道：“總兵掌方面征伐，我天朝既可為臨時之戰設平倭總兵，為何不能為長久之安而設平壤總兵？
朝鮮為倭寇兩度侵犯，皆一敗塗地，而期間我天朝已對朝鮮助械助訓，仍然無濟於事。如此，倘若此戰之後朝鮮異日再遭侵略則何如？
依我之見，與其屆時再煩我天兵勞師遠征，不如就此在朝鮮設立衛所，而後平壤常駐天兵一軍，以為永固。”
高務實這麼一說，叔侄三人就不得不思索一下這樣做究竟是否合規了。有明一代的軍兵制度，在《明史·兵志》的序文中，有一個非常簡略的概述，其雲：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
征伐則命將充總兵，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意。
文皇北遷，一遵太祖之志，然臣觀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後，狃於治平，故未久而有土木堡之難。于謙創立團營，簡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
這裡有幾個問題，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明以武功定天下，那麼在平定天下之後，當國戰爭的局面基本結束，進和平時期，就有一個如何置戰爭時期留下的軍隊(包括士兵和將領)的問題。而軍兵制度的重建，是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外戰爭。
軍隊歷來有兩大功能：一個是對外設防，就是邊防的需要，如何防遏外來軍事力量的進犯；一個是對，它要有應對國各種突發事件的功能，維護社會的治安。這中間最重要的是對帝室的警衛，特別是對首都與宮廷的守衛，不能讓拿著武的軍隊，把矛頭對著自己。
所以對於一個王朝而言，既要保持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軍隊，又要防止他們長期與地方行政合在一起，造尾大不掉、軍閥割據的局面。
然而要保持這樣一支規模龐大、人數眾多的正規軍，對朝廷財政來講，即使在平時也是難以承的沉重負擔，而在戰時軍費的開支，那就更是一個無法填滿的無底。
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幾乎都是以小農立國的帝國，它們在財政的來源主要依靠對小農徵收的賦稅。如果對農民橫徵暴斂，其結果就是農民流亡，生產荒廢，龐大的軍隊沒有餉糧，最終是農民反抗，軍隊叛變，王朝崩潰。
原歷史上明末導致王朝崩潰的直接原因，便是由遼東戰事問題一次又一次地加派賦役，裁撤西邊的軍事開支，結果遣散的軍隊與農民起義軍結合，迫使明朝不得不兩面作戰，最終導致統治崩潰，二百七十七年的帝國崩於一旦。
從王朝的統治講，它需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但又養不起他們；需要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又害怕兵將相習，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是故，它要分割兵將之間的關係，但這又勢必喪失軍隊的戰鬥力；
它需要一支守衛宮廷的可信可託的警衛部隊，但又怕這支部隊突然把槍口對著自己，使自己於措手不及的狀態。對拿著槍守衛自己的人，往往也提心吊膽地多加猜疑，一有風吹草，往往悽愴地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于謙被殺，就是這個道理。
于謙忠於景泰帝，而又掌握著守衛京師的軍隊，所以英宗復辟以後，英宗邊因策劃並參預這場宮廷政變而當權的宦就非殺他不可——沒什麼別的原因，就因為他兵將相習，能調得了軍隊。
要知道，景泰帝說是說當時已經病重，但畢竟是他們復辟以後才不明不白地去世的。可是，畢竟是景泰帝和于謙在危急時刻保衛了京師，保衛了大明朝安渡危機，而他們卻如此對待病危的景泰帝，如此殘忍地立即殺死於謙。
為了奪取國家權力，人就是如此殘酷無。
這類事例中國歷史上不，唐朝的永貞事變是如此，唐憲宗的暴崩也是如此。
歷朝歷代關於軍兵制度的設計，都徘徊在這幾對他們無法克服的矛盾之中。理解了這幾對矛盾，那麼對歷史上各個王朝對軍兵制度的設計，及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現象，可以比較容易理解。
這許多設計看來都是為了保持一支常備不懈的軍隊，而這些兵將不相習，被養起來的長期沒有經過戰爭歷練的軍隊，一旦面臨戰爭就可能會迅速地瓦解崩潰。
衛所制度的設計，實際上是隻能起銷兵的作用，這一點明、清兩代的歷史都可以得到見證。不過高務實依然要在朝鮮設立衛所，目的就不那麼單純了。
這裡就該轉頭說下總兵制度了。
洪武時期，若有徵討，則派遣公侯伯及三等直屬都督擔任總兵，奔赴沙場。在當時有六總兵，分別為：雲南、大同、廣西、遼東、宣府、甘肅。這些軍政設定表明，鎮守總兵已由臨時任命改為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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