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與劉馨縱論世界大事的同一時間，申時行的大學士府中也有客人到訪。
這客人不是別人，正是司禮監秉筆太監之一的張誠。
申時行與張誠分賓主而坐，兩人旁的茶几上都擺著上品的香茗，明明茶香四溢，但卻勾不起二人半分興趣。
“時無英雄，遂使豎子名。”不知過了多久，才由張誠打破了沉默：“元輔，老早之前咱家就說了，不要讓高務實再打勝仗，你怎麼就不聽呢？現在倒好，又讓他立下這麼大一個功勞，甚至還有人從宮裡放出風去，說皇爺要給他封爵……元輔，你就不著急嗎？”
申時行稍稍沉默，沉聲道：“高求真戰而勝之，是他自己的能耐，又非是因我傾力相助之故，談何說我聽與不聽？”
張誠嘆了口氣：“都到這個時候了，元輔還如此老神在在，實在令咱家佩服。只是元輔所言，咱家卻有些想不明白——錯非是元輔舉薦，高務實此番何以能得旨領兵西征？”
申時行強忍著不滿，平靜地道：“高務實西征，所領之兵不到四萬，其所要面對的敵手卻是如何？哱拜六萬，火落赤五萬，博碩克圖雖是未盡全力，亦有四五萬銳，這三方相加至超過十五萬大軍。
我又在出徵之前明裡暗裡說過，此戰須得速戰速決，多拖延一日都有可能導致圖們趁機西犯，秉筆以為我這些伏筆的作用為何？不過是高求真一旦不能速定西北，這一條一條就都要化為他脖子上的絞索，讓他戰無不勝之神話就此破滅。如此，秉筆還要怪今日之事起源於此前我的推薦？”
張誠思索片刻，道：“既然元輔並非有意縱容，那為何在高務實出兵之後沒有做些事，用以確保他不能完這些任務？”
“做些事？”申時行語氣稍冷：“我乃朝廷首輔，為了限制某一人而枉顧數萬大軍之敗，為了限制某一派而枉顧三省四鎮之安危，此首輔之所當為耶？此禍首之所當為！”
“哈？”張誠也冷笑出聲：“數萬大軍之敗，三省四鎮之安危，這些難道就都只能寄希於高務實一人了？元輔，你當知道，這恰恰就是咱們所必須避免的形——絕不能讓皇爺認為天下興頹決於此子一人！否則……閣存之何益？”
申時行眼皮跳了跳，深吸一口氣：“閣舉賢任能、運籌帷幄，何謂存之無益？”
張誠擺手道：“倘若只有高務實一人堪用，所謂舉賢任能豈非笑話？至於運籌帷幄，咱家不知高務實此戰得勝，是因為聽了閣哪條建議、哪道命令？”
申時行一時語塞，半晌才道：“不論如何，此次西北之茲事大，時行縱不便主相助，至也不能落井下石，為高務實設定障礙。”
“呵呵，好一個心底無私天地寬，元輔之懷著實讓人欽佩，只是……”張誠顯然不是真要誇獎申時行，面帶嘲諷地道：“只是如今高務實大功在，甚至已讓宮中有了封爵之意，倘若此事事，將來元輔想要他，那可就比如今難上百倍了。”
張誠這話可不是無的放矢，眾所周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在統治中都會將封賜爵作為一個籠絡人心的重要政治手段。爵位和位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同，職代表的是員手中的實際權利，而爵位代表的是地位和待遇。據規定，爵位往往超越制，也就是高於一般的位，大明所採取的勳爵制度也是如此。
有明一朝的爵位制度已經相對程式化、制度化、法制化，明朝的封爵制度既有過去各朝的相同之，又形了很多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形的原因和明朝獨特的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聯。
比如說明朝時期封爵制度採取的是宗室封爵制與功臣外戚制兩套制。王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分離，這是明朝封爵制度區別於過去的重大特點。
並且勳爵只有爵號和俸祿，不再有其他朝代的封地，不過皇帝將賜予“丹書鐵券”來彰顯功勳，以示皇恩。“丹書鐵券”除了象徵以外，還有免罪特權。
這兩套系之中的宗室封爵系在洪武初期制定，制度中所設立的主要爵位是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等八等爵位。這些爵位，分封件是皇親貴族。
不同的爵位，有不同的俸祿，比如親王每年的俸祿是五萬石，後來被削減為一萬石。但是這些皇親貴族的俸祿，還是要遠高於功臣外戚制下封爵的員。
此外便是功臣外戚制。明朝皇室為了籠絡功臣外戚，又為了防止出現異姓王獨大，威脅統治的局面，所以才將五等候制度設立在宗氏封爵制之外。洪武三年六月頒佈詔令，規定了五等侯的主要爵位和有的俸祿多。
據規定：正一品為國公、郡公，從一品為郡侯。正、從二品為郡伯等——這些爵位都沒有封地，且不論功勞怎麼算，有一點是確定的：無軍功者不得分封。
在俸祿方面，公爵的俸祿為兩千五石到五千石，侯爵的主要俸祿一千石到一千五百石等。
這些爵位分為兩種，一種是終制，也就是不可以傳承，本人去世則爵位斷絕，這一類被稱為流爵；另一種便是可以世襲的，子子孫孫無窮盡也，而且不搞“推恩”，永遠維持，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謂的“與國同休”。至於給封哪一種，毫無疑問也是依據軍功大小而定。
剛才提到大明朝的“丹書鐵券”制度有其特殊，這並非虛言，這個制度相較於過往的歷朝歷代的確不盡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論功行賞，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賜“丹書鐵券”。在制度上規定“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漸漸的出現了一些功臣，手持“丹書鐵券”，作為藉口破壞社會秩序的現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殺功臣，於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壞。
永樂與嘉靖年間，兩位皇帝對這一制度進行了修繕，但大模式沒有改變。明祖朱棣在奪取政權之後，據“靖難之變”論功行賞。但此時也出現了極個別不靠軍功封爵的人，比如說理了駙馬之死，化解明祖與寧國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許——當然這屬於個例，並不備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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