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高務實本不願直言，但此時此刻又不好不說，不過他其實也是謹慎過頭了。曹簠作為他在遼任上的部將，又是他上疏從牢裡“撈出來”的，現在每每給他寫信都必稱“恩堂”。
對於這樣一個人，他自然有很強的影響力，別說皇帝聽了不會覺得意外，就算申時行、王錫爵聽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說到底，還是高務實自己不希自己表現得像是一個“人治社會”中的循吏，而總按照“法治社會”來要求自己的思維在起作用。而朱翊鈞也好，申時行、王錫爵也罷，他們是習慣於人治社會的一切規則的，所以反而認為這很正常。
常言道“法不不外乎人”，意思就是法律一般不會超出人類社會的之外，即基本符合社會的倫理道德和人的思想。因此，一切法律無論嚴格還是寬和，都應該是富含人化的。
當然，這裡的“人”並非作為社會上流傳的人世故來理解，而是指人類的。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而道德本是由人而生化，故法律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人的存在。既然如此，一個獲救之人更願意聽從搭救者的要求，顯然是一件完全合合理的事。
或許，只有高務實才會下意識淡化這種人因素，試圖在任何事上都只是“講道理”。
果然，朱翊鈞笑了笑，很自然地道：“那就最好不過了，朕覺得你不如干脆說得細緻一些，讓他知道這一仗該如何打。”
好吧，這又是典型的高務實依賴症。在朱翊鈞眼裡，似乎只要高務實運籌帷幄之中了，曹簠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能照貓畫虎打贏這一仗。
更詭異的是，似乎不僅朱翊鈞這麼想，申時行和王錫爵也有這樣的擔憂。
所以申時行此時不得不站了出來，主開口道：“皇上，曹簠雖是遼副總兵，但遼就在遼，此事總不好越過臣而單由鎮臣主掌。臣以為還是該由遼總掌軍務，曹簠只管前線作戰即可。”
這是大明朝的慣例，朱翊鈞雖然知道李松和高務實不是一路人，但也沒法直言拒絕，只是沉著朝高務實看了一眼。
高務實本來微微低著頭，在到皇帝的目朝自己投來之後，他抬頭道：“臣以為元輔所言極是，遼東軍務自然還是由督主導才是正理。”
朱翊鈞悄然鬆了口氣，要是高務實剛才出言拒絕，堅持讓曹簠單獨指揮這次作戰，那自己就比較尷尬了。好在高務實始終是高務實，從不讓皇帝為難，這才避免了皇帝的難堪。
但朱翊鈞沒有注意到，高務實這裡玩了一個小小的話：申時行本來只提到此戰應該由遼東巡李松負責，卻沒有提薊遼總督周詠，而高務實的回答卻是“由督主導”。
督督，即便二者在理論上都是中樞特派員，本屬於差遣，並無品級差別，但從習慣上來說，總還是督在前、在後，總督在中樞的本職通常都比巡高一點。比如說當巡是掛僉都史銜時，總督基本是掛兵部侍郎銜；巡若掛兵部侍郎銜時，則總督多半掛兵部尚書銜。
而如今，李松因為是初任巡，本職加銜並不高，只是都察院右僉都史，而此時的薊遼總督周詠則是掛兵部侍郎銜。
右僉都史正四品，兵部侍郎正三品，故一旦按照高務實的說法，此戰“由督主導”，則當然還是得以薊遼總督周詠為主。
更何況，這次乃是戰事，總督除非不管或者分乏，否則管理上的“優先順序”是要高於巡的，所以這次與當初高務實任遼時不同。
高務實任遼時，周詠作為高務實河南鄉黨出的實學派員，肯定不會與高務實意見相左，因此周制臺本沒有手高務實對遼東的任何安排，全由高務實一個人說了算。
雖然此時高務實並不清楚申時行忽然提出這麼一句來究竟只是維護文臣制武臣的傳統，亦或者是要想辦法掌握此戰主導權以便將來分功，還是乾脆打算讓李松拖曹簠的後。
但不管怎麼說，高務實不可能無於衷，肯定要預備一下反制之策，以免將來陷被，而此時能夠滿足這一需求的，周詠這位薊遼總督顯然是最好的人選。
朱翊鈞沒有注意到，申時行和王錫爵顯然注意到了，但高務實的話就和申時行的主張一樣，同樣是傳統，申時行雖然覺得不妥，卻也找不出合適的理由來反對。
不過，申時行暗地裡琢磨了一下，覺得問題也不至於太嚴重，因為哪怕周詠想要手，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倒不是在職權上不容易手，而是地理位置決定：薊遼總督的駐地在雲，可謂就在京師邊上，離此戰的發起點開原真一個千里之外。而遼東巡的駐地在遼，與開原相距僅三百里，在通傳訊息上，快馬只需不到兩日。
此事談妥，召對基本便算是完了，不過既然今日大家來得這麼齊，朱翊鈞也就把前次謗君案時對申時行的承諾順便履行一下。
當時他是批覆說會對所謂謗君一事找高務實當面瞭解況的，現在當著全閣老的面來問，當然更加方便，也更顯得公正。
不過這事其實沒什麼值得一敘之，“謗君”本就是構陷，申時行的票擬也只是為了保護那些言語過激的言，而此時謗君案都已經蓋棺定論了，再談也談不出個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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