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政治事件，牽涉到了在朝在野多位高或前高，而且其中並沒有太多單純的“豪商地主”參與，附從其所為的大多數都是士林家族，那麼這件事就不能不引起高務實的高度關注了。
高務實知道，如此現象之所以會發生，本就意味著朝政的失序，使得某種矛盾已經激化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朝政失序，這四個字在如今的大明看起來實在不應該出現，畢竟即便是實學派的反對者們也承認當今之世乃是“萬曆中興”。
看看這個萬曆朝吧：
對外，它戰無不勝，封蒙右、復安南、敗緬甸、驅殘元、靖遼東、逐倭寇、納朝鮮，誠可謂四夷賓服，八面威風；
對，它整頓制度，設海關、紓驛路、整兵工、練軍、清田畝、徵商稅、開藩，好一個安居樂業，府庫盈餘。
這樣一箇中興盛世，怎麼會“朝政失序”呢？本沒有道理呀。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至江南士林對於眼下的朝政異常不滿是顯而易見的，這就不得不讓高務實認為必須搞清其中緣故，才能對症下藥了。
那麼第一個大問題就擺在眼前：江南士林為何對當前的朝政異常不滿？
按照高務實以往的思想來說，他對所謂的江南財閥一直懷有很大的惡，認為原歷史上明亡的原因雖多，但江南財閥集團不肯為國家稍稍出力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來清末時梁啟超將之總結為更加著名的那八個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高務實對這個觀點是極其認可的，所以他歷來對所謂“明末江南財閥”，以及一段時間裡人人喊打的“江南財閥代理人”東林黨充滿了不屑，同時又異常警惕。
基於這樣的原因，由高務實一手打造的京華集團，乃至於可被看做北方商業大聯盟的北洋海貿同盟，對於江南地區的大豪商、大地主們一直頗為排斥。
在政治上，高務實過“我先自己稅做表率，然後要求你們也必須稅”的辦法，花了至十餘年時間，終於開始在江南地區將商稅的徵收推廣開來，為財政窘迫的朝廷開闢了一個巨大的財源，反過來又依此力量推行其他改革，果斐然。
但是很顯然，高務實從頭到尾都本沒有考慮過“江南財閥”們對此有什麼想法。他們贊也好，反對也罷，亦或者隨大流、無於衷，都不在高務實的考慮範圍之——我只要收稅，你們怎麼想就怎麼想。
在商業上，海貿同盟對“江南財閥集團”的態度也是不屑為伍，以至於海貿同盟從未接任何一家江南富商的，最高的合作也不過就是允許江南富商們的海船在繳納足夠的護航銀之後海貿同盟的護航。
簡單的說就是雙方涇渭分明，海貿同盟最多隻賺點護航業務的收益，堅決不和江南富商“同流合汙”。
而與此相比，海貿同盟卻願意接南京的開國系勳貴，只不過不給“原始”，不給同盟按照原始比而獲得的決策權，相應的分紅卻是一分銀子都不的。
[注：此不要生套現代份制。海貿同盟的決策權全部按照“原始比”來獲得，但由於高務實於原始比的絕對控，事實上壟斷決策權。不過勳貴們佔比也有約三，所以雖無決策權，卻也有不弱的發言權。]
這樣一來，海貿同盟的利益自一派，江南富商一分銀子都分不到，而海貿同盟的護航銀他們卻不得不，這裡就會讓他們很不滿意。
與此同時，在外國的貿易、經營方面，由於海貿同盟有部分工或者說分配，所以部不會形卷式的競爭，而可以一致對外——比如對江南富商，這就讓江南富商的生意進行得比海貿同盟艱難很多，利潤也被制在一個相對較低的層次，再次引起不滿。
到了這個時候，海貿同盟系和非海貿同盟系就自然形了兩個不同的圈層，相互之間看不對眼，矛盾也就此產生。
然而事詭異就詭異在此，按理說既然非海貿同盟系都是敵視海貿同盟系的，那麼為什麼這次可能在搞某種謀的勢力卻僅僅只是士林家族而沒有單純的豪商家族呢？
誠然，這年代計程車林家族大部分都比較有錢，哪怕是一家剛剛出現進士老爺的家族，甚至更低一點只是舉人老爺的家族，那也能很快致富。
然而從“攜手對抗海貿同盟”的角度來說，家中有沒有進士老爺、舉人老爺，似乎也不應該影響這一共同目的才對吧？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才讓單純的富商家族沒有參與這次行呢？反過來也可以問：士林富豪家族為什麼就非要跳出來和他高務實這個海貿同盟的掌舵者唱反調呢？
高務實仔細琢磨了片刻，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況，一定是因為士林富商與尋常富商的利益雖有共同之，也必有不同之。
或許在當前的況下，尋常富商認為自己的利益雖然被到了影響，但考慮到海貿同盟的強大不是他們能撼的，與之對抗的危險太大，如果出現最壞的結果，他們本不能承，因此最終選擇了放棄——當然，也可能只是選擇了暫時的觀，今後如何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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