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馨這番話把高務實說得一時語塞，好半晌都答不出話來。
高務實的確是個有原則的人，但有原則不代表頑固不化，更不代表偏執到不接現實。他知道劉馨這番話雖然只是一種推論，但這推論是有道理的。如果真這樣發展，最後的結果不說完全一致，至也是大差不差。
這個推論裡面最讓高務實擔憂的，就是如果真有一天自己的子孫北上討伐大明，他們可能掀起的局一定遠比現在自己就造反來得大。這也就意味著殺戮必然更甚，給中華民族造更大的損失。
道理很簡單，他高務實就算哪天真的造反了，由於他本極不樂見中華大地兵連禍結，所以一定會想方設法用最溫和但也最快速的方法完鼎革，而這正是最大程度降低戰損失的辦法。
然而，如果這一切不是由他高務實來完呢？就如同劉馨假設的那樣，這件事最終由他的某代孫輩來完，他們會有高務實這種對同胞的關切嗎？
顯然不會，因為屆時已經為南疆統治家族的他們，應該是生在南疆、長在南疆的，其對於“中原”的嚮往只是由書中傳遞的知識帶來。與此同時，他們對中原最迫切的想法，只有可能是憑藉手中掌握的力量強行奪取——奪回祖宗之地。
於是，戰爭恐將不可避免。
在這一刻，高務實忽然覺得有些可悲。兒孫們將會做什麼，有時候祖制並不一定能限制，正如朱元章定下的很多祖制實際上早已被破壞一樣。
當兒孫們面臨解決不了的問題，同時又發現只要打破祖制便可以解決之時，往往便會有很多人強烈推他們來打破這些祖制的錮。
說起來，他高務實這些年一直鼓吹的“奉祖意而非遵祖制”，難道不也是這樣的嗎？
歸結底，關鍵還是要看遵祖制划算，還是廢祖制划算。畢竟，一切的源在於利益。
至於劉馨剛才那個假設，說如果自己將來以祖制之名代下去，規定南疆的制度就是工農商學兵並重不偏，則可以改變大明朝這樣文集團一家獨大的局面……
只能說，劉馨在政治問題上進步很快，但依舊還有進步的空間。
高務實很清楚，憑一句祖制是無法達到這一效果的，但這樣的目的如果過更巧妙的辦法倒的確可能做到。
怎麼做呢？簡而言之，就是得把工、農、商、學、兵幾個階層都培養出一個利益集團，同時又在朝廷或者說政府層面給他們一個所有人都能坐下來討論的平臺，高家子孫充當裁判和最後的決斷者，儘量在幾大階層的矛盾之中找到最大公約數，達各利益集團的互相妥協。
這並非夢中囈語，而是備可行的。
可能有人會說，這幾方說是幾大階層，但其實人數相差很大，手中的力量也不對等，其中一些還可能很難找出備代表的人參與上層政治，如何能坐下來談？
其實不然。後世就有比較的辦法可以參考，比如“工”就可以搞一個全國工業協會，“農”可以搞全國農業協會，“商”可以搞全國商業協會，“學”可以搞全國學校協會，“兵”可以……呃，“兵”比較特殊，就不能搞協會了，這支力量得由高家直接掌握。
搞出各個階層的全國協會，再搞一套制度讓他們在其部進行推選或者票選，最終選出一批代表他們利益的人參與上面所說的平臺，這不就了嗎？至於這些全國協會一任幾年之類，那都是細枝末節的小事了，綜合考慮當時的現實況來定就行。
接下來是力量大小問題，一般來看肯定是“兵”最備威脅，畢竟誰都扛不住它的暴走。再加上它是必須由高家直接掌握的基本盤，所以它的基本利益肯定能得到保障。
“兵”就是軍隊，軍隊的利益能夠得到基本保障，那就意味著國家統治的暴力基礎不會搖，至不會出現原歷史上明末那種況。
明末原本是什麼況？只說軍隊這一塊：各地軍隊先是大幅度減薪，然後大範圍欠餉，並且不是欠一點點，是大規模、長期化的欠餉。
舉個例子，由於起始於萬曆四十六年的遼餉加派並不能從本上解決明朝的憂外患，而天啟七年魏太監貪墨軍餉造的欠餉百萬更是無法彌補。因此到了崇禎時，這位聖君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採取了兩個辦法：一，裁減普通士兵的軍餉；二，向平民百姓加派。
崇禎朝的加派，主要是遼餉加派和追加剿餉、練餉。這裡因為篇幅有限，暫且略過。重點說下崇禎如何將百萬朱明皇族造的財政危機轉嫁給普通士兵。自崇禎元年起，崇禎就下旨裁減各邊軍軍餉。
比如：東江餉定額由100萬兩裁24萬兩，引發文龍兩犯登來；薊、、永三協裁汰新軍，引發崇禎二年三月薊軍譁變，這是崇禎上臺後第二次薊州兵變；關寧錦登津歲費由600餘萬裁減為480萬，這一由於袁崇煥置得當，加上遼東軍的軍餉基本盤比較大，沒有發生第二次兵變，算是萬幸。
只以薊永三協汰兵裁餉事件來舉例吧。當時由於錢糧張，崇禎下旨讓各鎮汰軍。順天巡王應豸遵旨在薊永裁軍，汰餉50萬，結果釀兵變。崇禎將王應豸下獄，並當替罪羊斬首，換上王元雅代替，繼續汰軍裁餉。
《山中聞見錄》對此有詳細記載：“朝廷憂餉貴，以清汰責諸鎮，順王應豸順旨，首奏清核冒餉50萬。三屯營兵鼓譟，下烽臺挾餉，之旋定。應豸被檻車徵置獄，以王元雅代之。鎮順天元雅，主汰餉議如故，減額並伍，各隘口尖哨，盡失戚繼制。”
應該說，這份文獻用簡潔的語言，描繪了薊永三協汰兵裁餉的原因和過程。但由於《山中聞見錄》書於南明，並非當事人回憶錄。想了解整個薊永三餉裁軍事件的前因後果，還是要檢視明末原始檔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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