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了1937年的4月份，就在周文還在利用最後的時間抓訓練部隊的時候，華北的局勢卻是有種山雨來風滿樓的不祥預兆。
就因為進37年後，日軍在華北的駐軍突然開始了頻繁的軍事演習，甚至跟駐守北京宛城的軍隊發生了數次衝突。
這裡有人會問，長城抗戰的塘沽協定，不是規定中日雙方都不得在冀東駐軍嗎？華北的日軍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日本在華北的駐軍，要追溯到八國聯軍侵略華夏後，強清朝政-府簽訂了的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條約的其它條款我們不再累述，但其中一條卻是被野心的日本利用到了極致。
這一條就是允許列強各國派兵駐紮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
而隨著一戰的發，西方列強的軍隊逐漸撤出了華北，但日本人卻是藉此長期駐紮下來並冠予了華北駐屯軍的名號和編制。
彼時日本的華北駐屯軍大本營設在天津，兵力也不過千餘人，山海關則是駐紮了一個守備中隊不到兩百人。
但是隨著九一八事變和長城抗戰的發，日軍就逐漸增加了華北駐屯軍的兵力。
長城抗戰結束後，由於南京方面被迫簽訂了同樣是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華夏軍隊不得在冀東駐軍，實際上就已經將山海關的控制權拱手想讓。
到了1936年，日軍以“近日來北寧路貨車車皮由臺轉往平漢路後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還。日軍此來系監視”等為由，由山海關派兵進駐位於北平西南，盧橋東面的臺車站。
臺自建火車站後，客貨運輸暢通，北寧、平綏、平漢等線路均以此為樞紐，通四通八達，客貨運輸暢通，被稱做平津的南大門。
搶佔軍事、政治上的戰略要地—臺，自然了日本人侵佔北平乃至控制華北的重要步驟。
此後，日本為了進一步全面控制臺，決定以“防共”、“保護僑民”為藉口，大規模向平津增兵。
而此時，冀東平原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雖然周文派出的小分隊將冀東名氣最大的漢殷辱擊斃，但在日本人的全力支援和蠱下，冀東的地區的大小漢們卻是如雨後的春筍，一個接一個冒了出來，並在36年初宣佈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徹底離了民國政-府的控制。
而這個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立不過三天，就以聯合防共、保護地方安全為名，邀請日本軍隊進駐。
於是，終於有了藉口的日軍，就在36年6月份，分批進臺，並開始在臺構築兵營，與29軍駐臺部隊相距只有約300多米。
雙方駐軍相距只有300多米，這就為日軍的不斷滋事和挑釁創造了條件。
於是，在日軍的心謀劃下，在臺地區就發了兩次中日雙方軍隊的衝突事件，史稱第一和第二次臺事件。
事件的過程不必累述，無外乎日軍挑釁在先，29軍被迫反擊等等，但大多都是肢衝突，並沒有大規模的槍戰發。
但此時的29軍，已經不是當初在長城上砍得日軍人頭滾滾的那支鐵軍隊了。
特別是29軍的軍長宋明元將軍，在機緣巧合下，突然就獲得了富庶的平津地區的管轄和控制權，就如天上掉下一個大餡餅，也如一個貧寒之人突然中了大獎，一時之間就迷失了自己。
要知道，29軍本是西北軍出，十幾年來過的都是飢一頓飽一頓的窮苦日子，突然來到了燈紅酒綠、一片繁榮的平津地區，29軍的高階將領們不可避免地就被這從未過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和腐化。
當然了，對這隻勁旅的戰鬥力破壞最嚴重的，還是高階將領們的軍閥風氣，他們早就忘了驅逐日寇、保家衛國的豪言壯志，只想永遠控制北平、天津這兩塊，永保自己的富貴生活。
用一句老話來說，他們已經從腳的變了穿鞋的，自然生怕那天自己腳上的鞋子又掉了。
更有意思的是，29軍的高階將領紛紛踏足政界，軍事指揮能力直線下降，比如張自忠為38師師長卻兼任天津市長、37師師長馮治安兼任河北省省主-席，29軍軍長宋明元兼任北平市市長。
所謂共患難易，同富貴難。
由於權利帶來的巨大利益，不可避免的鬥也就開始了。最明顯就是宋明元將軍與手下曾經最倚重的幕僚蕭振瀛都起了間隙，最後得擔任天津市長的蕭振瀛辭職出國，改由張自忠這個師長來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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