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接著又提出敵方略：“……似宜從新佈置，與為更始。或請敕下新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擇地暫安，並頒給新關防，令其一面辦理夷務，一面辦理團練，調水陸兵勇，預備以待……”這是針對葉名琛被俘，穆克德訥、柏貴等已為傀儡，所採取的對策。
“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但得一二好州縣暗為佈置。許以重賞，令其相糾約，勿風聲，飆忽而來，趁夷兵赴省之時，乘虛搗其巢，奪其輜重炮械，則逆夷回顧不惶，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挾？亦未嘗非制夷之一奇也。”這是襲取香港，聲東擊西，收復廣州之策。
“夷詭謀，以分犯閩浙、江南、山東相恫喝。似宜預令沿海各省，陳水陸久戰勁勇於河，相機要擊。而天津一，更須選久經戰陣之將，帶馬步勁旅，先為籌備。天津河水面窄狹，非夷船之利。誠能制之於陸，一再痛創，亦當不敢妄萌要挾之心。”
制夷宜於河，宜於陸戰，不宜與之角逐海口。這是左宗棠提出的防護沿海各省與天津之策，以及總抵列強的戰略戰原則。
應該說，左宗棠確實是這個時代的牛人，軍事策略還是很有水平的。也難怪後來有“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說。
但是，這樣的人並不懂清廷的政治核心利益，鎮太平軍才是清廷的首要任務，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騰出資源來對付列強。
更何況，左宗棠這樣到儒家教育的員，想的還是“習得文武藝，報與帝王家”那一套，最後還是以功名為人生價值取向，這是時代侷限。
所以，沈雲峰寧願和石達開這樣的農民起義將領打道，也不願意收編這樣的封建員。
廣州陷落之後，《中國時報》連續開展報道，在粵西、廣東廣西以及東婆羅洲一帶投放宣傳，讓無數廣東籍中國人為之憤怒，哀嘆中恨國無人可戰！
為了避免過於刺激咸，這幾期報紙都沒有向北方投放。
此時，還不是“南號”出手之時，粵西依然保持著原來加備戰，外鬆的節奏，大量生產武彈藥這些戰爭資，抓利用最後的空窗期向各個後勤支撐點運送儲存資。
廣州終究不是英法聯軍的最終目標。當柏貴的傀儡政權開始執行時，英法公使和聯軍便計劃北上了。
廣州城陷的訊息傳至上海後，兩江總督何桂清唯恐英法聯軍對上海用兵，便主派下屬找上海租界英法領事表態：“粵事應歸粵辦。”
何桂清不但和廣東劃開界限，更表示這是廣東以及京城政府對洋人的戰事，不關他們這些和洋人關係好、天天通商，甚至給他們劃租界的“開明人”的事，上海有租界，對英法並沒有阻攔。
給咸帝上報時，何桂清自然不敢用這樣的理由避戰，於是大談上海對供應京城糧食的的重要，以及上海每年所得關稅和厘金對清軍軍費的重要，事關圍剿太平軍。
何桂清前期在對太平軍作戰中也是有過戰功，所以拿太平軍說事，還是能夠打咸的心。
咸帝似乎也默認了這一點，諭示“上海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並且表示“上海華、夷既無嫌隙”，那就“照舊通商”。
福建那邊一看上海這邊如此“大逆不道”都沒事，也不甘人後。閩浙總督王懿德聲稱，如果洋人軍艦前來“窺伺”，他也不打算武，而是曉之以理、之以，勸洋人守約。
畢竟東南幾省是清廷財賦的重要來源，諸如此類為不武而找的藉口，咸帝一概默認準許。
於是在以往中國戰爭史上難得一見的奇觀出現了：中國的中央政府已經與洋人於戰爭狀態，而南方數省則與英法和平共。
上海員不但與洋人照舊往、照做生意，甚至將上海港打造為第二次片戰爭中，英法北上南下的中轉站與補給基地。
沈雲峰收到這些報之後，連連搖頭，這些事以前在歷史書里本沒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現如今自己穿越了，居然知道了清朝歷史上居然能有這麼多奇葩的事。
這大清朝確實病膏肓，無可救藥了。
英法聯軍在正式北上之前，四國公使“先禮後兵”，他們過江蘇巡趙德轍通知京城：清朝皇帝需要同意四國公使駐京、增開口岸，洋人可以自由地遊歷和賠償損失等一系列新條款，否則將進軍京津，擴大戰爭。
但此時咸皇帝認為京津屯有重兵，對四國的威脅不以為然，全部予以拒絕，這讓英法公使有了進一步行的藉口。
1858年4月20日，英法聯軍的軍艦開到了天津大沽口，但咸不願與之開戰。
此時，清軍主力正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全力對抗太平天國，分乏。倘若再與外國兵，已經因戰爭捨棄京杭大運河而改走海路北運的江南漕糧也將此影響。總之，人的脾氣再大，也大不過自己的胃。
雖然於如此尷尬的境地，咸仍不肯向洋人示弱，至在態度和氣勢上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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