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京城南門還有十里，英國公的儀仗停下，朱威跳下馬車，對著張維賢拱了拱手:“公爺，多謝！”
張維賢掀開簾子笑了笑:“已經說過了，同道之人，說別的可就見外了，這事完了之後，我家這小子可就要跟著你了，到時候替我好好管教一番就好。”
“好說好說！”
兩人毫沒有去管邊上臉已經黑炭的張之極。
等到張維賢的儀仗走遠，朱威立馬將王二了過來：“一會兒到了京城，你要這樣……”
……
京城中自方從哲和高攀龍聯袂出宮之後，京城的風終於開始颳了。
而後吏部突然傳出訊息，今年大計考察與京察者，為大理寺卿高攀龍，和吏部左侍郎閻路。
一個是東林黨，一個是浙黨。
一個是高攀龍，一個是方從哲的人。
這還不明顯嗎？
京察與大計制度的存在，本目的在於獎優懲劣，使各級員能夠恪盡職守，為帝國統治做出貢獻。
然而正因為涉及了員的獎懲，結果造徇私舞弊等結黨現象十分明顯，在發展的後期已經很難真正實現應有的作用。
大明前期，基本都如書上記載那樣：“長往往博寬大之名，每屆京察，只黜退數人，虛應故事，餘概優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也就是說，除了太祖時期，其他時候都是做做樣子，最後不看政績，只看誰沒後臺。
而到了萬曆年間，這京察已經變了黨派排除異己的最佳手段。
這次是見的兩大黨派沒有互相拆臺，而是共同去對付他人。
一個朱威能讓這兩大黨派這麼重視的本原因，就是朱威了他們的本利益。
東林黨不用說了，部很多人都跟著朱威賺的盆滿缽滿。
方從哲這邊則是因為朱威的一系列政策了，方從哲是很典型的儒家人。
他們守舊，不知變通，拿著聖賢書當做尚方寶劍。
而朱威弄出來的那個機械研究院，還在寧夏開辦私塾學堂，現在又要徵調流民。
所做的一切，都和他們原本的政策相背而馳。
簡單說吧，高攀龍是因為錢，方從哲是因為權。
這兩者也有本的區別，高攀龍和東林黨為了錢，可以不顧朝廷安危，可以不顧大明社稷。
但是方從哲和齊黨浙黨是有底線的，京城被李自攻破之後，殉國最多的，也正是那些曾經與東林黨對抗的其他黨派員。
京城南門。
很多休沐的員都穿著便裝過來湊熱鬧，還有一些人是跑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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