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山長終究只是一個人，肯定無法照顧到方方面面，理應配上幾名助教，協助山長打理書院日常的雜。
同時，教授的人員也很重要，師者，傳道授業解也。
最後，雜役人員雖然很不起眼，但一所書院能不能行之有道，離不開門房、齋夫、火夫等人的協助。
當然，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
一所書院，除了良好的制度，還離不開財力力。
沒有經濟基礎，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樓閣。
在這一點上，范仲淹借鑑了白鹿書院和應天書院的經驗，提出創立‘學田’制度。
由朝廷賜下學田，然後將土地租賃給其他農民耕種，其中的產出主要用於維繫書院的開支。
方賜予學田，並不是無例可循的。
早在南唐時期，白鹿書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資助，是學田制度最早的雛形。
同樣的，應天書院的部分學田，亦是由宋廷親賜。
如今，范仲淹只是將其單獨提出，希朝廷能夠以兩大書院為例，推行天下。
畢竟，田地是固定資產，有了田地，書院才能立下基業，不用寄希於富戶偶然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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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子的最後一項容，是關於藏書的，這也是范仲淹著重提及的一點。
他建議，最好是朝廷牽頭，由朝廷同一刊印方教材。
書同文，亦是戚同文的本意。
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建議，倒不是為了什麼‘道統’，僅僅只是為了讓貧寒子弟的科舉之路，多上幾分希。
大宋三百多個州府，不是每一都有應天書院那樣得天獨厚的環境。
很多偏僻的地方，甚至連書籍都有錯。
聖人之書，微言大義，一字之差，或許便是南轅北轍。
讀著錯誤的書，即便讀書之人天縱奇才，又有何用？
這一點，范仲淹深有會。
時，他讀過不錯版，以及老版的經義，直到去了應天書院求學，他才窺見真言。
為了矯正過去的錯誤，他花費了至十倍的時間。
經明以道，文以通理，錯之書，不應為寒門子弟科舉之途上的絆腳石。
唯有，才能同。
為此，他不惜冒險上言‘書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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