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臉一紅，先前那副傲氣早就不知哪兒去了，低聲說：“先生學問通天徹地，學生哪敢比？這些，全是從先生那兒聽來的一點皮，著頭皮拼出來的。”
高鴻志擺擺手：“謙虛個屁！你答得，比我預想的還穩。”
他喝了口茶，潤了潤嗓子，話鋒一轉：
“那我跟你們說說，唐、宋、元是怎麼搞的——跟現在有啥不一樣。”
“唐初，關隴那幫軍閥，接著北周、隋朝的老法子，搞均田制，那時候人地多，正好使。”
“可安史之一鬧，節度使一個個了土皇帝。
朝廷扛不住，只好改‘兩稅法’——不按人頭算稅，改按地和錢。”
“從這往後，土地，從國有的，慢慢變私有；私有的，又慢慢被大豪強吞。
稅制跟著變，越改越歪，最後百姓被榨乾，王朝也跟著完蛋。”
他越說越激，聲音都帶了點。
不是講課，是傾瀉。
他這輩子，第一次遇見三個人，能接得住他這話——不是點頭哈腰的奉承，是真聽懂了。
一想到大明，真能被他改得換個活法，他口就像灌了滾油，燒得他想咆哮。
這種覺，跟征服倭國那點小聰明，本不是一個重量！
這——造命！
到了宋朝，朝廷不管地主買地吞田，放得老開，結果皇室手裡那點地，眨眼間就被啃得乾乾淨淨。
天下田地，十畝有九畝姓地主，剩下的那一畝，是窮人咬牙撐著的自留地。
正因為地主能隨便吞地，小戶農民就一個接一個破產，賣兒賣，連鍋都端不起來。
王安石看不下去了，搞了個青苗法，想把種子、糧食先借給窮人，讓他們別一窮就賣地，也好一地主的氣焰。
高鴻志嘆了口氣：“可惜啊，他了地主們的飯碗。
那些讀書人、士大夫，個個是他昔日同窗，轉頭就翻臉不認人，背後捅刀子。”
“王安石連最本的——糧食該歸誰、誰說了算——都不敢，可是把苗種借出去，就已經踩到地主的尾了。
結果呢？改革一塌糊塗，灰溜溜收場。”
“到元朝，更狠。
蒙古貴族弄了個‘兩田制’，收稅搞‘包稅制’，把收稅權賣給了漢人地主。
自己躺贏，好全拿，剩下的爛攤子，全扔給漢人地主去刮。”
“百姓被榨得骨頭渣都不剩，土地一寸寸溜走，還能咋辦？揭竿而起唄，沒啥好講的，這是命。”
高鴻志最後總結，語氣低沉卻清晰：“你看這千年下來，哪個朝代不是這麼死的？土地不是分一分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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