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還是指點了一下範妮·馮·阿恩施泰因，他覺得可以做空法國票，畢竟這些泡沫持續不了太久。
雖然在十七世紀荷蘭人就有做空行為，但在十九世紀做空依然是一個非常專業且罕見的學名詞。
範妮·馮·阿恩施泰因更加相信那些關於弗蘭茨的傳聞，於是乎更大膽地靠近弗蘭茨。
“那帝國呢？”
“你覺得我不行嗎？”
...
維也納，霍夫堡宮。
弗蘭茨剛下馬車還沒來得及歇息就有員興沖沖地向弗蘭茨彙報。
“霍又來了！倫敦一個街區三天時間就死亡了127人，更有趣的是當地的員為了掩蓋真相想把運出城外掩埋，結果工人嫌麻煩隨便將丟路旁的水坑之中。
而那些水坑居然是倫敦自來水公司的蓄水池！現在疫已經傳遍了倫敦！”
弗蘭茨滿頭黑線，這劇怎麼這麼悉，英國人是要搞生化危機啊！
弗蘭茨點了點頭，這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訊息，霍的發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群聚集的地方，比如軍隊。
不過弗蘭茨所不知道的是這次霍的發要比他想象中影響更大，不止是英國，法國、葡萄牙、柏林，甚至國都沒能倖免於難。
僅僅是新奧爾良一地就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霍和黃熱病，以及大量堆積引發的其他疫病而死。
新奧爾良地方政府直接崩潰，城市議會投票決定停止一切會議，議員們紛紛攜帶家眷逃往鄉下的莊園避難，隨其後的是員和商人，軍隊宣佈軍營戒嚴。
只剩下一群迷茫的市民不知所措，最終有超過一萬五千人死於這場瘟疫。
倒是此時的奧地利帝國再次躲過了一劫，衛生系統的建立和排水系統的改革讓這種原始的疫病很難在奧地利帝國蔓延。
此時整個歐洲對於霍的理解也很混，雖然奧地利帝國已經宣佈霍是由微生引起，甚至找到了霍桿菌。
但傳統的“瘴氣論”和“惡業論”依然盛行，所謂的“瘴氣論”認為疾病的源頭在於空氣，尤其是病人的屁非常致命。
至於“惡業論”則更加離譜，他們認為疾病的源頭在作惡，所以必須去教堂進行懺悔，然後接鞭打和灌腸才能洗清罪孽。
由於這兩種錯誤的思想指導，所以在防控和治療方面往往是南轅北轍，本來不會被染的人因為錯誤的作也到了染，本來能治好的人因為到了錯誤治療而喪命。
塞納河和泰晤士河為了此時歐洲的兩大死河，無數的生活垃圾和排洩使水富養化，藻類出現發式增長，與之一同增長的還有病菌和微生。
這就不得不提一下印度的恆河了，據當時的記載歐洲人在經過一系列的追本溯源之後鎖定了印度才是一切霍的源頭。
然而英國的印度當局卻並沒收到霍的報告，英國政府對於印度當局的話顯然不信，又特意從歐洲派出了一支小隊去調查霍的源頭。
結果離譜的是霍桿菌在恆河裡就是可憐蟲，本形不了規模就被更強大的微生和病菌幹掉了。
自此印度人更加確信恆河水的神聖屬和自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