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帝國的警察系統就很爛了，尤其是監獄系統更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
弗蘭茨知道過去的監獄極其黑暗，過去他的老師也給他講過奧地利司法系統的混。
不過此時弗蘭茨才發現當年那位法學教授講的還是太保守了，幾乎所有環節都有著貓膩。
付錢不但能夠換到更好的牢房、更好的伙食，還能獲得探視權，甚至是臨時外出的權利。
1848年藉著戰的時機弗蘭茨進行過一次全面的改革，那種紙面服刑的況在奧地利帝國基本被杜絕。
因為當時關進去的很多都是重刑犯、政治犯，甚至戰犯。而據弗蘭茨的臨時法令為這些人提供方便視為共犯，很多不信邪的警察家族都被他徹底掃平。
這種明目張膽的風氣才戛然而止，弗蘭茨還進行了其他改革比如建立了分級制度和假釋制度。
其實當時的監獄又稱罪犯大學，因為當時的條件有限，更無人在意，所以很多犯人都是集中關押的。
流浪漢和初犯的小往往會與搶劫犯、殺人犯、神病人關在一起，明明是一個小或者流氓結果出來變了無惡不作的大壞蛋。
一座監獄裡關了幾名能言善辯的政治犯，結果整座監獄的犯人都變了政治犯。
義大利國詩人、劇作家西爾維奧·佩利科在《我的監獄》一書中記錄了一個初犯的年是如何一步步被監牢裡的惡人們瘋子們培養怪的。
不是那個懵懂年，就連他都學會了溜門撬鎖。
俄國作家費奧多爾·米哈伊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說過。
“在監獄中唯一能學到的只有墮落。”
不管是哪一種人，對於想要將其糾正或者納管控的人來說監獄都是對其的全面加強。
假釋制度則是對於輕刑犯和垂死犯人的一種照拂，算是給他們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至於重刑犯。不好意思，這個時代重刑犯在奧地利帝國唯一的救贖就是去民地或者戰場上尋求新生。
以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條件，奧地利帝國還不備改造化重刑犯的能力。
與其拿其他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冒險，倒不如直接裝進籠子裡或者讓其服苦役也算是將其給了專業人士。
這是由十九世紀的客觀條件決定的，沒有監控，沒有專業的警務人員全程跟蹤貿然將重刑犯釋放是非常危險的。
有一個不太準確的資料，在十八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法國重刑犯出獄再犯的機率高達70%。
咋一聽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實際上重刑犯的刑期通常都很長，等到出獄通常都已經四五十歲。
試想一下一個舉目無親無分文且只會逞兇鬥狠、搶拐騙，在監獄裡積攢了一怨氣的中年人他出獄之後會做什麼？能做什麼？
所以當時重刑主義才會佔據主流，因為他們見到的例子都是那些本就十分兇悍的犯人在出獄之後變得更加兇殘。
罪犯們不但不會改過自新，甚至還會變本加厲。與其將其外放隨機迫害無辜之人倒不如將其徹底解決以絕後患。
來自後世的弗蘭茨並沒有那麼瘋狂，他覺得讓那些重刑犯服苦役一邊補償被害人的家庭為自己贖罪，一邊支付自己坐牢的費用比較合理。
肯定會有人有疑問，那些重刑犯怎麼可能乖乖幹活？
弗蘭茨只能說現代人還是對古代的監工不太瞭解，別說是什麼惡人就算是野和牲口也得乖乖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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