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西元1037年。這一年是北宋的景佑四年，而在李元昊這邊本應該是他的廣運四年，但李元昊在去年歲末就改了年號為“大慶”。他有何事要大慶？說來這事還真的應該要大慶一番，為啥？因為党項人終於擁有了專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党項文在這個“大慶二年”的年初正式宣告橫空出世。
這事是不是應該值得大肆慶祝？再一次發問：李元昊是不是很偉大？因為這個党項文是他本人親自發明創造出來的，此舉讓他堪比漢人這邊傳說中的造字大神倉頡。只是，我對此不得不再一次地深表憾，因為只要你去看看所謂的党項文字是個什麼尊容，然後你就會明白所謂的“党項文字之父”到底有多。
簡單地說，李元昊在這方面不過是個文化大盜而已。而且，需要說明的是，李元昊雖然是党項文字的立意者和創立者，但真正負責落實和完這一項繁巨任務的人並非李元昊本人，所以說這個党項文字其實還有一個“二爹”，或者可以說，李元昊是党項文字之母，真正的党項文字之父是党項的謨寧令野利仁榮（謨寧令是隻有党項族的人才能擔任的高階職或者爵位）。
當然，有一點必須要承認，這個党項文該是什麼樣，該怎麼寫，該怎麼讀，這些總的框架和設計者是傳說中通漢番多種文字和語言的李元昊所定下的，的容則是野利仁榮前後耗時三年完的。也就是說，李元昊早在三年前就已經開始謀劃著要為党項人創立自己的文字。
我們在這裡為什麼要說李元昊在這方面是一個文化大盜呢？原因就在於這個所謂的党項文並不是什麼世間獨一無二的文字，而純粹就是漢字的簡化版或者說是漢字的增刪版，完完全全就是仿照漢字的一筆一劃所創立出來的一種所謂的獨立的文字。如果說我們的漢字像是一副經過修飾和雕琢的帽架，那麼李元昊發明的党項文字大多數看上去就是一剛從樹上砍下且只是了樹葉的枝條（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去搜索）。
這個党項文後來經過演變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為它也有了自己的草書、楷書、隸書和篆書寫法。其實這個並不奇怪，因為這二者本就是一個窩子出來的，漢字有的東西，它党項文字自然也應該有且做起來毫不費力。
從這方面來說，李元昊面對文化大盜的指責時完全可以說他不是什麼賊，而是漢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承者甚至是創新者，他與宋朝這邊所繼承的文化是同宗同源，彼此的關係是兄弟，而不是什麼兒子和老子的關係。
在這一點上，李元昊就比後來的越南人和朝鮮人聰明多了，後兩者為了突出自己文字的獨一無二並彰顯那脆弱可憐但又可貴的民族自尊心，他們愣是把之前用了千年之久的漢字給徹底扔棄，從而抓破自己的腦袋完全憑空整出了一套自己獨有的民族文字，在這方面連日本人都沒他們那麼狠，那麼自。相比起來，李元昊就務實了很多，他不想那麼累，於是乾脆就在漢字的基礎上增減幾筆就有了自己的党項文字，這樣既省時又省力還又省心。
党項文字的問世意味什麼？一個民族的歷史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歷經千年而不亡，其文化更是一直淵源流傳所依靠的什麼？我們的秦漢隋唐，西方的古希臘和古羅馬，這些偉大的朝代以及這其中所誕生的偉大人和事件能夠讓我們至今仍然所深切緬懷又是靠的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只有一個，那就是文字。有了文字才會有所謂的文化，如此才會有歷史和傳承，才會有更後來的文明，這些都與文字不可分。匈奴、突厥乃至於曾經叱吒風雲的鮮卑，他們為何就沒有形自己的文明？還是因為文字，他們只有自己的語言，但卻沒有自己的文字，而讀經史的李元昊一眼就看出了党項人沒有自己專屬文字的後果是什麼，也正因如此他才費盡心思地要為党項人創立一種屬於自己民族獨有的文字。
至於文化，前面的禿髮令、改服飾、置爵以及以及如今党項文字的誕生，這些就是屬於党項人獨有的文化，剩下的就只是傳承。如果党項人以及他們的政權能夠像漢人那樣世代流傳或延續下去，那麼党項文明就將永世流傳，而他李元昊也將被党項人甚至是被其他民族的人所世代稱頌。
不管我們自的份是什麼，也不管我們對李元昊的個人和喜惡是怎樣，單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李元昊為党項族所做的這一系列的改變都讓他無愧於党項歷史上最偉大的人這一褒之詞，甚至於他在党項人心目中像神靈一樣被供奉著也是理所當然，這樣的人放置於任何一個民族和族群之都會被其後世之人所永恆銘記。憾的是，敵之英雄必是吾之大敵，李元昊將宋朝視為自己功勞和榮譽簿上必不可的勳章，這樣的人註定將是宋朝的禍害。
在党項文字出來之後，李元昊隨即下令將此文字在其所轄全境予以推廣，首先是方就得起到帶頭示範作用，以後各級衙的方文書都得使用党項文，要讓党項文為名副其實的“國文”。當然，這個漢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剔除，所以也得保留，況且李元昊還想著要將漢人這邊的所有經書典籍都翻譯党項文，從而做一個標準且合格的優秀文化盜竊分子，於是“蕃漢二字院”就此誕生。這個蕃漢二字院其實是兩個機構，漢字院掌管與宋朝之間的往來文書以及漢人的各種經史子集的翻譯，蕃字院則掌管與吐蕃和回鶻等政權的往來文書，另外也會翻譯吐蕃和回鶻那邊的典籍甚至民間文學故事。很憾，這些很有歷史和文學價值的玩意兒後來都被蒙古人變了一把灰。
以釋出党項文字作為新年的開端，李元昊看上去似乎準備在這一年裡要大幹一場，但縱觀整個西元1037年李元昊本人及其整個党項政權在涉外事務上都顯得特別的安靜和乖巧，他們幾乎沒有一次有組織地外出搶劫殺人活，全都在一心一意地搞這個党項文的推廣和學習。當然，作為党項族的超級大酋長，李元昊不可能整天窩在屋裡啃筆頭，這一年他還做了兩件看起來不起眼但實則意義深遠和重大的事，其一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他給駐紮於各的党項軍隊劃分了的防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他在党項全境劃分了幾大軍區並規定了各自的防備區域，其二就更是顯得看似無足輕重，那便是更定禮樂。
禮樂這個事在封建時代其實是天大的事。作為一個國家，甚至僅僅只是作為一個有著某種社會份和地位的人都把禮儀放在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因為它是權力或地位的象徵。再而論之，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個平頭百姓在婚嫁喪娶時都是要講究這個禮儀的。這個出行的排場該怎麼指定，各種樂該怎麼演奏，得用多人，怎麼個站位，選用哪種曲目，這些都是涉及到了一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面抑或做尊嚴。
庶民尚有尊嚴和臉面，那些自詡有頭有臉的人更是如此，這些人不管在私下裡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有多麼的不要臉，但在公開場合絕對比絕大多數的人都更要臉，即使是被人扔了臭鞋都得笑容滿面且不能怒，如此才有教養有份。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更是如此。到禮樂，這就更是涉及到了國格乃至整個民族或種群的面和尊嚴。
再到現在的李元昊。相比他爺爺李繼遷，他現在至也是在宋遼兩國都有爵位的王爺，而在党項這邊他更是名副其實的王者和土皇帝。李繼遷後來發達了也是整了一套當年唐僖宗賜給拓跋思恭的樂來裝點門面，雖然他無法完整地複製，但好歹還是有那麼個樣子可以拿出來顯擺一下。後來的李德明就更上了一層樓，這個二代和富二代再也不用像他老爹那樣經常地居無定所，居宮大院的他有充足的時間和力去整這些聲犬馬之類的玩意兒，禮樂這個東西由此被他玩得是有鼻子有眼。如今李元昊當家做主，一切就又得是另一回事了。種種跡象都表明，李元昊早在承襲李德明基業之前就已經在心裡謀劃著為党項人建國的大事，禮樂之事自然也在他的謀劃和考慮的範圍之。
同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党項文字一樣，相比宋遼兩國，尤其是宋朝的禮樂排場和製作工藝及其各種堪稱繁文縟節的制度和規定，此時的李元昊就算是蹄狂追也是趕不上的，但李元昊突然來了一個腦筋急轉彎。
我李元昊為什麼非得追捧你宋朝的禮樂？我為什麼要跟你宋朝一個樣？那樣一來我不還是擺不了抄襲的嫌疑嗎？我黨項在你宋朝面前不還是兒子和臣子的角嗎？既然如此，那我在禮樂上面為什麼就不能像党項文字一樣自一派呢？我雖然還是得用你們漢人流傳和製作的樂，可音樂無國界，樂這個東西你宋朝人能用，我黨項人為什麼就不能用？況且我用的是以前的那些漢人傳下來的樂，又不是你宋朝的專屬樂，如此一來我們就不是什麼父子關係，而是兄弟關係。再說了，憑什麼就你們宋朝人可以有樂？我黨項人也可以有，而且我們党項人有的民族樂你們宋朝還未必有。
遵循這樣的思路，再加上有了創造党項文字的經驗，李元昊便在宋朝的禮樂基礎上創新地制定出了表面上有党項特但實際上仍然是唐宋風格的禮樂制度。簡單說就是，我李元昊的禮樂排場和規格確實跟你們宋朝沒法比，但也未必比你們差多，關鍵是從此以後我黨項人有了自己的禮樂制度，再不是從前的那個小學生和小跟班的角。
為了在上逞一回強，李元昊跟野利仁榮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禮樂這個東西是上古聖賢為了樂民而用的，我們用不著像宋朝人那樣在這上面整些花裡胡哨的東西，那些玩意兒本就沒有什麼實際用，我也不稀罕。我們是蕃邦戎人，忠誠和征伐才是我們骨子裡的原始脈基因。”
簡而言之，我們党項人要多務實，務虛。何為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此即是也！你李元昊既然不稀罕，那你何必整這些東西？直接奔豈不是更省事？說到底，其實還不是因為他整不出來唐宋宮廷裡的那一套他所謂的“花裡胡哨”。不過，我們說這些其實意義都不大，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更何況李元昊本不是什麼麻雀，在禮樂這種事上面比宋朝矮一截也算不得是什麼丟人的事，畢竟宋朝在這方面是當時的世界之巔。
事實上，我們上面講述禮樂這個東西時還是有些過於片面地側重於禮樂當中的這個“樂”，但實際上這個“禮”才是更重要的。何為禮？相比漢人的那一套在宋朝時就已經被教化和尊崇了數千年的禮儀制度，類似於党項這類生存狀態極為惡劣又格外講究自由和奔放的民族在這方面就顯得極為的原生態。可是，李元昊現在是如此有份的人，他的党項政權也在全面地向一個“現代化”國家邁進，所以他怎麼可以容忍他的臣屬和子民繼續在禮儀這方面原生態下去？簡單說，咱們党項人以後也要大搞形式主義，不單是以後你們見了我李元昊要三拜九叩，你們相互之間見面也得行禮，尤其是在正規場合裡更是得把這個禮儀給搞起來。
當然，所謂的禮儀可不僅僅是禮貌和行禮節這麼簡單。漢人在這方面玩得很花，幾乎涵蓋了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什麼份的人該吃什麼喝什麼以及用什麼，又比如你的份和地位應該住什麼樣的房子以及坐什麼型別的車，這些都是有明文的規定，一旦壞了這個規矩就“逾制”。在這些事上面膽敢違反重則掉腦袋（比如僭越或大不敬），輕則大板子伺候或者罰款（比如對長不敬或是對父母不孝，又或者是言語犯上。）總之，禮儀這個東西就是用來指導和規範人們在日常的食住行吃穿用度等方面的一套行為準則，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一項律法。
有鑑於此，在党項境頒佈禮法並將其作為一種制度推廣於全境對李元昊來說也就顯得勢在必行。何出此言呢？我們党項人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大大咧咧地過的，為何現在要我們懂禮學禮守禮了呢？為何？因為我李元昊就要建國稱帝了，所以你們都得給我支稜起來，別再讓宋朝人和遼國人看笑話，我們不能只在上說什麼和他們是平起平坐，咱們在實際行和外在表現上也得高大上起來！咱們也要做文明人，而不是被宋朝人和遼國人所鄙視的野蠻子！
同樣，李元昊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也不用太費力，宋朝那邊有太多這方面現的典籍和制度，原封不地照搬過來就能輕鬆搞定。不過，也同樣是出於不想被人罵是剽竊犯的緣故，李元昊在決定推廣有党項特的禮樂制度時也要刻意地顯得與宋朝略有不同。這裡面最顯眼的一個改就是他將宋朝在方大禮儀活中的“三跪九拜”改為了“一跪三拜”，而且其理由依然是那句：我們党項人務實不務虛，不用搞得太過花裡胡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