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公主夜闖皇宮而導致的宋朝兩府系統新一人事變的大流不止沖刷了兩府，兩制裡的翰林學士和知制誥也是隨著這一波人事變而歷經沉浮。在這一過程中，司馬被提拔為了知諫院，而王安石則以本職充任兩制之一的知制誥，他也因此而為了趙禎的私人高階秘書。
極其難得的是，或許是因為上次請辭“修起居注”時被歐修給打通了任督二脈，之前向來是無不辭的王安石這一次是欣然接了朝廷的任命。但是，大才子在哪兒都能搞出不同凡響的新花樣。當時朝廷有明詔，那就是舍人院的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在擬寫制書時不能對其中的容有所異議，也就是說你在草制時只能手不能，更不能腦子。
王安石進舍人院看到這個規定後瞬間就軸勁兒發，這都是些什麼狗屁規定？簡直是豈有此理！
王安石隨即給趙禎上疏說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這些中書舍人豈不是都了就只會寫字的木偶人了？如果宰執大臣們是出於個人私念而對員進行任免，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要聽令行事呢？倘若宰執大臣因為懦弱而不敢忤逆陛下的決定，或者是宰執大臣太過強勢而迫陛下做決定，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要無於衷呢？這個制度如果繼續延續下去的話，這後果想想就讓人到後怕！”
此奏疏一，為宰相且是首相的韓琦隨即大怒。如果韓琦此時是知制誥或者言，那麼王安石的這道奏疏會讓他拍手稱快，但如今他是宰相，他不得這個制度一直就這麼延續下去。很明顯，韓琦對於王安石的這道奏疏甚至對於王安石這個人都頓時好全無，這活生生的就是又一個屠龍年降臨，他韓琦怎能不憎惡？但是，對此韓琦卻不能說什麼，甚至在公開場合他還得說些漂亮的話，可在心裡王安石這個晚輩後生已經不再讓他有任何的好。兩相對比之下，司馬在韓琦眼裡就順眼多了，而且現在司馬了諫院的首腦，韓琦要想坐穩首相的位置，那司馬就是他要著力去團結的件。
這些事我們這會兒暫且不談，我們眼下將要說到的是蘇軾和蘇轍兄弟。在王安石和司馬相繼改的次月，蘇氏兄弟在翰林學士歐修和知制誥楊畋的舉薦下參加了這一年的制科考試。
宋朝的制科考試可不是一般人能夠有資格參與的。首先這人得由兩制以上的大臣舉薦，而且舉薦人至得有兩人，然後被舉薦者需要向學識淵博的一眾兩制（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呈獻自己歷年所作的策、論共五十篇，意即館試中的“賢良進卷”，兩制們再從中選出詞理俱佳者參加在秘閣舉行的六論考試，意即“秘閣六論”，過了這一關之後才能有幸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試。
三者當中，館試基本上是不用做題的，只要考們覺得你的策和論足夠優秀，那麼你就能參加第二的秘閣考試，這一關是需要答題的，而且要寫六篇文章，也就是所謂的“六論”。這個六論就是考們會出六道命題，然後你再據這六道題寫六篇文章，而這一關正是制科考試的難中之難。
之所以要說它最難是因為這個命題的範圍非常之廣，你不但要通曆代以來的各類經史子集，而且還得讀自戰國以來所流傳下來的各位軍事家們所著寫的兵書，僅憑這兩點就能讓很多自詡學富五車的才子們而卻步。如果說我們現在的公務員考試大上等同於科考，那麼這個制科考試基本上就相當於現在的兩院院士評選。當然，我這個比喻其實未必準確，我只是想以此來說明這個制科考試的難度。
這次制科考試秘閣六論的主考分別是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兼知制誥楊畋、知制誥王安石、史中丞王疇，這四人在當時的宋朝學界完全就是頂級教授和研究員級別的大咖。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一次秘閣考試的六道命題就能親到這其中的難度：《王者不治夷狄——春秋·公羊傳》《劉愷丁鴻孰賢——後漢書·劉愷傳、丁鴻傳》《形勢不如德——史記·吳起傳》《禮義信足以德——論語·子路篇》《禮以養人為本——漢書·禮樂志》《既醉備萬福——詩經·大雅·生民之什》。
以上便是考們從浩如煙海的歷代書籍裡所擬定出來的六道命題作文，後面的出是我本人備註的。也就是說，蘇軾等人所看到的只有前面的命題，至於這命題出自哪本書的哪一個章節就完全要看他們的知識儲備是否富了。
我們就拿第一題來舉例就能知道這個六論考試有多麼的變態。“王者不治夷狄”這句話嚴格來說並不是出自於《春秋公羊傳》，而是出自於由東漢的經學家、儒學家何休所註釋的《春秋公羊傳解詁》。換言之，何休為《春秋公羊傳》這部經書做了註解，裡面附有他的解析和評論，而“王者不治夷狄”這句話正是何休本人在這裡面的一句點評。當然，這裡也要說句公道話，何休的這個註釋版的《春秋公羊傳》在當時本就位於宋朝學子們的“方教材”之列。
正式開始答題後，考生首先要對題目的出以及上下文進行引述，然後據此作文一篇，每篇不於五百字，合計不於三千字，時間是一天一夜。這正是為什麼制科考試績的含金量那般之高的原因，這可比科舉考試難了不止多倍。事實也證明秘閣六論考試確實堪比上刀山下火海，最後從這一關裡突圍而出的只有三人，這三人便是蘇軾、蘇轍兄弟以及時任著作佐郎的王介。
西元1061年8月25日，趙禎在崇政殿設考場對這三人進行最後的殿試。除了皇帝趙禎以外，一同前來助場的還有韓琦、曾公亮、張昪、包拯、孫拚、歐修、范鎮、胡宿等一眾朝廷的頂級高，到場的人另外還有知諫院司馬、三司使蔡襄以及秘閣考試的四位主考。可以說，在京城的整個大宋頂級高和學界大佬們這一天都齊聚一堂。在宋朝，不是學霸基本上當不了，而帝國上層的頂級高便意味著也就是當時的頂級國學大師。
最終，在這場考試過後，蘇軾的文章獲評“三等”（最高等），王介獲評“四等”，蘇轍獲評“四等次”。整個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裡，在制科考試中獲評三等的人只有蘇軾和同樣來自蜀川的都進士範百祿，而蘇軾是第一個獲評三等的人，他也由此被譽為“百年制科第一人”。
王安石對蘇軾的文章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讚道：“爾方尚，已能博考群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 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
歐修事後也對蘇氏兄弟大加讚譽道：“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之盛事！盛事！ ”
趙禎更是欣喜若狂，以至於平時總是一副痴呆之狀的他竟然對一眾大臣說道：“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過這次制科考試，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署翔府判事，王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蘇轍為商州軍事推。
關於這一次的制科考試我們另外還要提到的是，蘇轍的績本來應該有個更好的評定，但他因為在殿試的文章裡對趙禎多有不敬之詞，所以他因此而險些“落榜”。蘇轍在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今海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賜予無藝，所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
蘇轍這是在說當下國家財政吃，百姓頗有怨言，而皇宮的用度以及朝廷的各種賞賜卻是一點沒，宰輔大臣們居高位卻對此不敢勸諫。國家有鉅額軍費開支，外有遼國和西夏每年的“歲幣”負擔，趙禎自己又不知道省錢，這樣下去遲早導致民怨沸騰。
單說文章質量，蘇轍寫得確實很好，而司馬也是據這裡面的行文也建議授蘇轍“三等”，也就是與他的兄長蘇軾同等，但翰林學士范鎮卻因為這裡面的容而有些為難，三司使蔡襄更是因為這裡面的容涉及他所主管的三司事務而不好置評。作為此次殿試的出題，翰林學士胡宿更是建議把蘇轍直接予以黜落，兩府大臣裡面的一幫參知政事和樞副使也同意胡宿的看法。眼看蘇轍就要遭殃，最後還是趙禎一錘定音，他說道：“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也正是因為趙禎的寬宏才讓蘇轍最終得以獲評了一個“四等次”。不過，在給這三人草寫拜制時，同樣贊黜落蘇轍的知制誥王安石卻堅決不肯給蘇轍草制。他認為蘇轍在文章裡對皇帝陛下太過不敬且有攻擊當朝宰相之嫌，而其目的就是想劍走偏鋒以博功名，蘇轍此舉分明是吃定了趙禎的脾，所以才別出心裁地語出狂悖之言。王安石的意思就是，你蘇轍這話可以說，但你在制科考試的時候說這些話明顯就是機不純，你既然如此恤民困國憂，那你之前為什麼不以朝廷員的份給皇帝上奏疏呢？
蘇轍在這次考試的時候是否有意地耍了小聰明不得而知，但此人比他的那個千年一遇的天才哥哥商高卻是事實，要不然後來就不會是他這個當弟弟的人做了宋朝的副宰相。
既然王安石不同意草制，韓琦便讓另一名知制誥沈遘（gòu）來草制。這個沈遘在歷史上不怎麼知名，但他有一個比他還小了好幾歲的叔叔卻是在宋史裡面如雷貫耳，此人甚至是在整個中國古代史裡也堪稱大名鼎鼎，我個人認為此人是有宋一代比蘇軾還要厲害的一位超級全才。按照《宋史》的說法，此人“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李約瑟更是稱他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這個人的名字即使是在如今也是名九州——沈括！
不過，沈括同志現在儘管也已經三十歲了，但他還得在兩年之後才會過科考為一名進士，儘管他現在其實就已經學富五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