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帝國興亡史》第12章 君子陌路(1)

作者:海歷·6個月前

我們話分兩頭。

看了前述容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青苗法就是一個十全十的法案呢?很憾,我們在很早之前就說了,人類社會其實從來都不是一個法制社會,人類社會自有法度以來向來都是人治社會,因為任何的法制都是由人去制定和施行的,法制沒有好壞之分,但執行法制的人卻是形態各異。一個制度的好壞不在於制度其本,而在於施行和執行這個制度的人。

說這些的目的就是想說青苗法也有它的和不足,也有被人所利用的地方,而且其本就有作和施行的侷限和條件。當初這項法令本是時任陝西轉運使的李參為了應對陝西地區兵多而倉糧寡而出臺的一項臨時應急方案,他用這種方法提高了當地邊民的種糧和納糧積極,而且他用此方法功地解決了當地糧匱乏需要靠地長途運糧接濟的頑疾。但是,請注意,陝西是邊地,這個青苗法如果是在地加以施行,那麼又會出現什麼況呢?

這個問題我們讓很有預見力的蘇轍來回答。當青苗法在制定實施細則的時候,蘇轍就表示反對朝廷出臺這項法令,他當面向王安石說出了這其中可能會導致的弊端:“朝廷如果出錢貸款給百姓,然後再讓他們還款時付二分利息,這與政府的職能相違背,政府的職責是救助百姓,而不是從百姓上獲利。(這裡糾正一下蘇轍先生的邏輯思維,從古至今,所謂的政府其職責從來就不是為民謀福,而是維護本統治階級的生存和利益,要不然哪來的各種賦稅?)如果我們實施青苗法,那麼在這錢財的出納之間必然有員會從中謀取私利,而百姓如此輕易地就能拿到錢很有可能就會花,到時候如果還不了就難免會蹲大獄吃牢飯,這難道不是朝廷在自尋麻煩嗎?之前的常平法其實是一項極好的法令,之所以遭到破壞是下面的某些員太混蛋,我們為此只需整頓吏治即可,沒必要改變既有的法度。”

蘇轍這番話我們用現代的語言來解釋就是,他在擔心宋朝的這家國有農業銀行會出現部金融腐敗以及不良資產借貸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這裡請為蘇轍鼓掌!

後來的事實會證明他此時儘管只是預見到了青苗法所潛藏的部分患,但能在這個時候就有此預見還是相當難得。

對於蘇轍的這番擔憂,王安石對此也是相當謹慎,畢竟在封建社會農業問題可是關係國本,這個領域要是出了大子可是會導致亡國之災。為此,他答應蘇轍一定會在此事上慎之又慎。

蘇轍給王安石說這番建議的時候是這年的八月,在此之後的一個月裡,王安石雖然蠢蠢但卻一直對青苗法的正式頒佈和推行心存顧慮。就在王安石猶豫不決之時,他的另一名心腹呂惠卿這時候也和蘇轍在新法的細則上面產生了嚴重的矛盾,以至於二人之間幾乎如水火一般不能相容。同時,蘇轍也漸漸發現自己與陳昇之和王安石在變法這條道路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而對變法產生了搖,為此心灰意冷的他奏請出京外放。在呂惠卿和蘇轍只能二選一的局面下,王安石還是覺得前者對他更重要,最終蘇轍被外放出京擔任河南府推

蘇轍的離京可謂是讓王安石痛失一條臂膀,就在他鬧心不已的時候,京東路轉運使王廣淵的一份摺子傳送到了他的辦公桌前。這個王廣淵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得知的訊息,可他很清楚現在的王安石是皇帝跟前的第一大紅人,更知道王安石如今正在為推行青苗法而抓耳撓腮。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廣淵很是懂得急領導之所急,他在這份奏摺裡說當地的百姓今年因為糧食歉收正在為朝廷的賦稅而發愁,為此他請求在本路截留五十萬的錢帛用作借貸之用,等到來年政府不但可以收回本錢,另外還可收取夏秋兩季共計二十五萬的歲息。

王廣淵的這個看似巧合的奏請正好撓中了王安石的,以五十萬的本錢在一年之賺取二十五萬的息錢,這利息可就不是什麼單季兩分,而是兩點五分。可以說,青苗法從正式開始試行之前就打上了“盤剝”的烙印。然而,在這巨大的面前,王安石本人也是徹底心了,以至於他毫沒有發現王廣淵的這個舉及其機本就有問題。什麼問題?第一,新法還在制定當中但其主旨卻已經為外界所知,善於鑽營之輩豈能坐而視之?第二,王廣淵這時候跳出來主挑擔子到底是立心為國還是諂迎上?

逆我者師,順我者賊,這是趙義曾經用來訓導自己幾個兒子的誡言,此時用在王安石的上其實也恰如其分。可惜的是,此時局中的王相公沒法意識到這一點。

正是在王廣淵的這一慫之下,王安石決定拿王廣淵所在的京東路作為青苗法的試點之地,如果證明此法可行且行之有效,那麼再予以全國地推廣。但是,在正式的法令出臺之時,試點的範圍又被擴大為河北、京東和淮南三路——由此,青苗法正式出臺。

三個月,事關商業和農業的兩項重要法案相繼出臺,儘管準備工作相當充分,但這步子其實還是邁得有些過大。不可避免的是,朝中的輿也是洶湧更甚,反對派每天不停地給趙頊洗耳朵,王安石必須得拿出反制措施,他的舉措就是把呂惠卿派到趙頊的邊。於是,在王安石的推薦下,呂惠卿被任命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呂惠卿這當然不是去給什麼太子當老師,而是去給趙頊洗耳朵。趙頊可不是嬴渠梁,後者變法圖強的決心和意志遠非前者所能比,況且趙頊的邊有太多反對新法的舌辯之士,稍有不慎這個年輕人的思想就會出現波繼而給新法以毀滅的重創,這顯然是王安石不想看到的局面。無論何時,輿論和思想高地那都是旗幟所指引的方向,而王安石這時候必須得佔據這片思想高地並讓在這上面的旗幟屹立不倒。

青苗法出臺的次月,一件讓王安石始料不及的事發生了——他的擋箭牌沒有了。首相富弼考慮再三終於下定決心徹底遠離朝堂,自打他重新出任宰相以來就未曾履行過宰相的職能和職責,不是他不想,而是從一開始他的角就被定義為王安石的擋箭牌,趙頊就沒想過要讓他來治國理政,而就是讓他來鎮朝堂給王安石站臺的。對富弼來說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境,於君他不能辭命,於臣他又無法做到和王安石齊心協力——他從始至終就反對王安石的這場變法革新。

富弼是真的老了,年輕時候的那個他早已遠去,如今的他像極了場上無數個只求平安著陸的臨退休員。為君子,他更是無意於再去與人爭鬥,即使是王安石以及新法讓他很不爽,可他也從沒口出惡語,他如今只想遠離一切的紛爭,天下之事與他再無瓜葛,他唯一的念想就是安然於世從此了此餘生。之所以要退,一是因為他不想再做擋箭牌,二是因為新法的反對者已經在不斷地攻擊和指責他為宰相卻任由王安石“人誤國”。與其裡外都不是人,他索跳出漩渦討個清淨。

富弼的請罷當然不是一夕而,他前後請辭十餘次方得到批准。趙頊問他:“卿走後,誰可為宰相?”

“樞使文彥博!”

趙頊默然良久,他多想聽到富弼舉薦的人是王安石,可事實讓他大失所

“難道王安石就不行嗎?”趙頊最後還是忍不住主說出了王安石的名字。

富弼不想駁了皇帝陛下的面,但他也確實對王安石的主政方針和理念難以苟同,為此他也只能沉默以對。

西元1069年10月,富弼離開了京城,趙頊加封他為檢校太師、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隨著他的離開,作為參知政事且是帝國實際上的掌舵者,王安石按理應該順位為新的宰相,但王安石仍然不想在這個時候將自己置於火山口上去接炙烤。他請求趙頊提拔陳昇之為宰相,一來陳昇之比他資歷高,二來此人又是他變法的強力支持者,趙頊照準。陳昇之由此以尚書右丞兼知樞院事的份升任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富弼這一走,朝中資歷和威最高的老臣便是樞使文彥博。為了照顧文彥博的面,也是為了略微表示一下沒有將其拜為宰相的歉意,趙頊下令以後的朝會文彥博可站班於宰相陳昇之的前面,也就是由文彥博來領班群臣上殿,但文彥博上表辭讓。他說自從曹利用之後,朝廷還沒有出現過樞使領班群臣上殿的事,他不願意再破此例。這幾乎是這兩年時間裡文彥博唯一最存在的事件,對於新法,文彥博一直沒有表態,但這種人往往才是最危險的。

再來說剛剛榮升宰相的陳昇之。如果不是因為此次的變法,那麼陳昇之這輩子恐永無出頭之日,在以富弼、韓琦、文彥博等元老為首的傳統士大夫群裡,陳昇之的名聲在其擔任言時就因為他太過迷心竅以至於暗中與後宮太監往而被眾人所鄙視加唾棄。但是,趙頊的登基和王安石的京讓陳昇之看到了自己在仕途上的一線生機,而事實也證明他真的就賭對了,可這也導致他徹底地為了保守派的公敵。

陳昇之拜相,趙頊第一時間向他的近臣司馬打探外界的輿論。他問:“對於朕提拔陳昇之為相,外面的人都是什麼看法啊?”

趙頊這話還真的就是問對了人,因為新法的相繼頒佈和施行以及富弼的被罷相而已經變得歇斯底里的司馬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說,如今既然是趙頊主問起,他便趁機好好地發洩了一通。當然,在說這些話之前,他必須調整呼吸,然後再戴上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後世之人有很多都說司馬如何的有君子之風,又是如何的道德仁厚,我們現在就來好好欣賞一番。

面對趙頊的提問,司馬很有禮節地回道:“陛下,世人都說這南閩之人險狡詐,而楚地之人更是輕佻善變,如今曾公亮和陳昇之兩名宰相可都是南閩人,而王安石和趙拚又都是楚地之人,他們四人如今主政國家中樞勢必招引鄉里。這些閩人和楚人一旦橫行場,你覺得這天下的風俗能好到哪裡去呢?”

彿滿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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