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歷史，但凡早期能發展出文明之地，都有一條大江大河作為母親河。
譬如印度的恆河，譬如埃及的尼羅河。
華夏自然也有，那就是黃河。
只是黃河這個母親，脾氣屬實有點不好。自大禹王導河積石起，它便在華夏大地上萬裡奔騰不休，攜裹的海量泥沙，生生在平原上滾出一條地上懸河。
歷朝歷代，治理黃河都是首要政務，其不僅關乎萬民福祉，更關乎王朝存續，大位更迭。
莫道石人一隻眼，挑黃河天下反。
元朝末年那場轟轟烈烈的紅巾大起義，便起自黃河。
洪武皇帝朱元璋出紅巾軍郭子興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後，對治理黃河自然極為上心，後續歷代帝王也皆是如此，哪怕荒唐如泰始帝，也從未耽擱了治河。
但，相比於前朝，大明治理黃河，有一個天大的難，那便是運河。
自太宗遷都北京後，京師百萬之眾，滿朝文武，吃的都是江南的米，每年幾百萬石漕糧，全靠著大運河。
這運河裁彎取直後，自南而北一路暢通，偏偏在徐州地面，需要和黃河共用一個水道，這便是“借黃行運”
如此一來，運河是暢通了，但黃河那脾氣，含沙帶泥，橫衝直撞，沒事還惹事，運河偏偏需要的是平穩，求的是個安字。
這兩樁事到一，就好比讓一個醉漢瓷，不碎才是怪事！
但沒辦法，漕運斷不得，朝廷上下只能著頭皮借黃河行船。
其實此事原本是有解法的，畢竟蒙元雖然不是東西，卻給出了正確答案，那便是海運。
太宗皇帝設福建、登萊、皇家三大水師，原本的意思也是如此，暫時以運河運糧，待海運暢通後，便走近海路。
然而，太宗皇帝的突然離開，使得一切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數十年的漕運產生的龐大利益團，十萬漕工的生計，無不迫使後世之君，將漕糧命脈，無可奈何的寄託在這條運河之上。
但華夏信奉的是人定勝天，自不可能任由如此重要的運河聽天由命，歷代治水名臣層出不窮，手段齊出，到泰始三年，名臣潘季馴更是創下“束水攻沙”之法，一時之間河道安流，漕運暢通，惹得泰始帝都親往太廟稟報列祖列宗。
可這世間事，哪有萬全之法，世事在變，人事豈能不變。
束水攻沙，水束住了，沙子沖走了，可距離海口還遠著呢，泥沙並未衝海中，大半都在下游慢慢沉了下來。
一年兩年不覺得，十年二十年下來，自南直隸桃園縣往下，到清河縣，再到清口，河底淤的比兩岸房頂都高，堤壩年年加高，河床年年抬升，乃是名副其實的“懸河”
人住河底下，抬頭就是水，這要是開個口子，大水從天而降，方圓百里盡澤國。
景運八年四月初十，這口子開了。
漫漫春雨之下，黃河暴漲，淮河暴漲，運河暴漲，三大水撞到一起，在黃凅口，再次決堤。
水分兩路，一路向南，順著故道撲向徐州，又在清口撞上淮河，淮河漲不過黃河，倒灌了回去，直奔府泗州大明祖陵而去。
景運帝接到的便是這道急報，當即也顧不上輟朝不輟朝，立刻將諸大臣召至乾清宮商議對策。
這邊人剛到齊，還沒等商量出個結果，又一道八百里加急的奏疏直送紫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