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元年（1573年）深秋，張居正捧著一份厚厚的奏章，對剛坐定的小皇帝朱翊鈞躬道：“陛下，臣請行考法，以振綱紀。”十歲的萬曆皇帝眨著眼睛，看向旁的李太后，太后輕輕點頭：“準了。”
此時的張居正，已是閣首輔，又得馮保相助，手握朝政大權。張居正決定推行考法，整頓吏治，《明史·張居正傳》裡說當時“吏治昏濁，政令不行”，地方把朝廷的聖旨當廢紙，賦稅拖了幾年收不上來，案件積得能堆山。
張居正的“考法”，說穿了就是給員上箍咒。怎麼作？他規定：所有員的工作，都要登記在三本賬上——一本留在閣，一本給六部（中央各部），一本發給地方按（省級員）。每個月考核一次，完了多，還差多，清清楚楚。要是拖延了，輕則警告，重則降職；要是弄虛作假，直接罷。用他自己的話說：“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天下的事，制定法律並不難，難的是法律能嚴格執行）
這法子看著簡單，卻直擊要害。以前員混日子，靠的就是“無賬可查”，現在賬本擺在明，想懶都難。推行第一個月，就有二十多個知府、知縣因為“催稅不力”被點名批評，其中有個王士琦的員，仗著自己是吏部尚書的親戚，不當回事，結果第二個月就被直接擼了，嚇得其他員連夜加班清積案、催賦稅。
但阻力也來得快。禮部尚書陸樹聲是個老頑固，他覺得這考法“太苛酷”，跑到張居正府上哭諫：“張大人，做要講面啊！這麼折騰，大家都沒法活了！”張居正給他泡了杯茶，慢悠悠地說：“陸大人，面能當飯吃嗎？百姓不上稅，邊防缺了餉，到時候誰來講面？”陸樹聲被噎得說不出話，回去後賭氣稱病辭，張居正也不挽留，直接批了——他要的就是殺一儆百。
明朝有兩套朝廷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一套，南京的大多是閒職，平時喝喝茶、聊聊天，日子過得舒坦。考法一推行，他們也得按月報業績，這下炸開了鍋。南京戶部侍郎周世選上書說：“南京本是養老之地，何必這麼較真？”張居正直接在奏章上批了八個字：“無南北，職無閒忙”，意思是隻要是，就得幹活。
民間倒是拍手稱快。有個李樂的文人，在《見聞雜記》裡寫了件事：蘇州府以前收稅，胥吏（辦事員）總趁機敲詐百姓，一兩稅得花三兩錢打點。考法推行後，知府親自主持收稅，賬本公開，胥吏不敢手腳了，百姓們都說：“張閣老這是給咱們老百姓減負啊！”甚至有地方為了完考核，主清理冤假錯案，蘇州府一個月就平反了三十多起案子，冤的百姓捧著牌匾去府衙道謝，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張居正推行考法，手段強。有一次，他發現兵部有份關於邊軍糧草的奏摺，拖了三個月沒回復，直接把兵部尚書譚綸來罵道：“邊軍在塞外挨凍，你們在京城拖延公文，是想讓他們凍死死嗎？”譚綸是老將，臉漲得通紅，回去後立刻重罰了經辦員，從此兵部的效率快了一倍。
馮保在宮裡也幫了不忙。有員想過太監向李太后告狀，說考法“太過嚴苛”，馮保直接把告狀的人綁了送閣，對張居正說：“這些人就是想懶，大人別手。”張居正笑著謝了他，兩人一一外，把反對聲音了下去。
不過，也有員玩起了小聰明。有個張瀚的吏部尚書，覺得考法太麻煩，就想了個招：讓下面的人多報績，報問題。張居正看穿了他的把戲，拿著各地的稅收賬本和他報的業績一對，發現差了好幾萬兩，當場把賬本摔在他面前：“張大人是覺得我老糊塗了？”張瀚嚇得跪地求饒，最後還是被罷了。
萬曆二年（1574年）年底，考法推行滿一年，效果立竿見影。據《明神宗實錄》記載，全國拖欠的賦稅收回了七，積的公文理了八，被罷免的失職員有三百多人，場風氣為之一新。小皇帝朱翊鈞在朝堂上聽張居正彙報時，高興地說：“張先生辛苦了，以後這事就全靠你了。”張居正躬道：“這都是陛下的聖明，臣只是做了分之事。”
那年冬天，張居正給老家江陵寄了封信，讓兒子張懋修把家裡的田契上去，按新規定稅。他在信裡說：“吾家亦食朝廷俸祿，豈能例外？”這封信後來傳開，不員不敢再逃賦稅，考法的推行又順利了不。
考法就像給明朝這臺生鏽的機上了潤油，總算開始轉起來。只是這機病太多，靠上油是不夠得，張居正知道，接下來，該更大的手了——比如那混不堪的賦役制度。而這，就得靠後來的“一條鞭法”了。改革的路，才剛剛鋪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