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儒家思想的集大者，與孔子並稱“孔孟”，被後世尊為“亞聖”。
孟子的先祖是春秋時期魯國“三桓”之一的孟孫氏，至孟子父輩時，已淪為普通士族，遷居鄒國，孟子尚在襁褓之中時，父親孟激便因病離世，養子的重擔，全落在了母親仉氏肩上。
最初，孟子住在鄒國城北的墓地附近。墓地旁常有送葬隊伍往來，哭聲、輓歌不絕於耳。孩天好模仿，孟子便與鄰里小兒聚在一，“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模仿送葬者的哭號、抬棺者的步伐，甚至用泥土堆砌墳墓，玩起“喪葬遊戲”。一日，孟母路過孩嬉戲之地，見兒子彎腰模仿大人叩拜哭喪，“此非吾所以居子也。”孟母當機立斷，決定搬遷。
這次搬到了鄒國城的集市旁。孟子每日穿梭於集市之間，耳濡目染下，又開始模仿商人的模樣：手持木當作算盤，與同伴扮演“買主”“賣主”，高聲吆喝“布匹便宜賣”“糧食新鮮”，甚至學著商人斤斤計較的神態，為一文錢的“易”爭執不休。
“此亦非吾所以居子也。”孟母再次帶著孟子搬家。這一次，將家搬到了鄒國城南的學宮附近。學宮是當時傳播知識、教授禮儀的場所，每日清晨，學子們著儒衫，手持簡牘，列隊進學宮；課間休息時，學子們或在庭院中練習揖讓進退之禮，或圍坐討論《詩》《書》中的義理。孟子站在學宮牆外，目不轉睛地著這一切，學著學子的模樣，整理裳，拱手作揖，口中唸唸有詞，背誦著聽到的詩句。
孟母遠遠見，終於出欣的笑容：“此真可以居吾子矣。”此事在《列傳·母儀傳》中明確記載：“孟子生有淑質，被慈母三遷之教。”《三字經》中“昔孟母，擇鄰”的名句，更讓這段故事流傳千古。
遷居學宮旁後，孟子便進學宮求學，起初興致盎然，每日早出晚歸，誦讀《詩》《書》，研習禮儀。可是孩天貪玩兒，難免有到厭倦之時。一日，孟子中途逃學歸家，恰遇孟母正在家中織布。
見孟子提前歸家，孟母並未怒，只是放下手中的梭子，轉從牆角拿起一把剪刀，朝著織布機上正在編織的布匹剪去。“咔嚓”一聲，經緯錯的線斷裂，即將織的布匹瞬間散落，為一堆無用的。孟子見狀大驚，撲上前拉住母親的手，問道：“母為何斷此布也？此布即將織，剪斷豈不可惜！”
孟母手持剪刀，神凝重地對孟子說：“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指著散落的線，緩緩道：“夫布，始於縷，於織，累寸積尺，方得匹，可用以製、易。今吾斷之，前功盡棄，數月辛勞皆為徒勞。汝求學亦然：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勤學不息，方能聖賢之材，居則安寧，則遠害。若今日輟學，半途而廢，與吾斷此布何異？終將淪為市井庸人，不免於廝役之苦，又何以實現中抱負？”
孟子心中愧不已。他明白了求學之路如織布，需持之以恆，若中途放棄，此前所學皆會付諸東流。自此，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再也不敢有毫懈怠。他每日天未亮便起誦讀，深夜仍在燈下鑽研典籍，遇有不解之，便主向學宮先生請教，學問日漸進。《韓詩外傳》中詳細記載了這一典故，而“斷機教子”也為中國歷史上母親教育兒子的典範。
後來，孔子之孫子思在魯國開設私學，傳承孔子儒學，聲名遠播。孟子離開鄒國，前往魯國，拜子思門下（一說為子思弟子之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業子思之門人”），系統研習儒家典籍。
在子思的教導下，孟子深研讀《詩》《書》《禮》《樂》等典籍，學識有了進一步提高。在魯國求學期間，孟子還曾遊歷孔子故里曲阜，拜謁孔子廟堂。孟子心中湧起強烈的使命，孔子終其一生未能實現“克己復禮”的理想，而他，要繼承孔子的缽，將“仁”的思想發揚大。
學之後，孟子回到鄒國，開始招收弟子，傳播儒學。
戰國中期（約西元前320年前後），孟子已過不之年。此時的天下，諸侯爭霸進白熱化階段：魏國經“馬陵之戰”慘敗後國力大衰，齊國在齊威王、齊宣王統治下日益強盛，秦國推行商鞅變法後崛起西陲，楚國則據有江南之地虎視中原。
然而孟子深知，戰國世，百姓流離失所，“老弱轉乎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唯有推行“仁政”，才能從本上終結戰。懷著“平治天下”的理想，孟子告別故鄉，率領公孫丑、萬章等數十位弟子，踏上了周遊列國的征程。他的足跡遍佈梁、齊、宋、滕、薛等國，足足遊歷了二十餘年。
孟子周遊的第一站，是梁國（即魏國，因都城遷至大梁而改稱梁）。當時在位的梁惠王（魏惠王），已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者。他即位之初，魏國曾是中原霸主，然歷經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兩次慘敗，不僅失去了大片土地，更損兵折將，國力一落千丈。梁惠王心中充滿焦慮與不甘，急於尋求強國之策，聽聞孟子這位“孔門傳人”到來，便迫不及待地召見了他。
此次會面，《孟子·梁惠王上》有詳細記載。梁惠王見孟子殿，便起相迎，開口便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在這位飽經戰的君主眼中，“利”是富國強兵的關鍵——土地之利、兵力之利、財富之利，唯有獲得實實在在的“利”，才能抵強敵，重振魏國雄風。
面對梁惠王的“利”之問，孟子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他上前一步，拱手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接著，他展開了一番振聾發聵的論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上下爭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的意思是，若君主開口便談“利”，大夫、士人、百姓便會紛紛效仿，人人皆以逐利為目標，最終必然導致“上下爭利”，國家陷混——諸侯為爭奪土地而戰，大夫為爭奪權力而弒君，百姓為爭奪財富而爭鬥。相反，若君主以“仁義”為本，關百姓，百姓自然會念君主的恩德，擁戴君主；大夫以“仁義”為準則，自然會忠誠於君主，輔佐國家。“仁義”看似無形，卻能凝聚人心，這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本。當年，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真的被深深震撼到了，兩千多年前的人把如何治理國家看的多麼徹，一個國家，只有以民為本，儘量讓自己的民眾不必為自的生存勞碌，才能激發他們心中的仁義，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過分強調利益，就會上行下效，人人以逐利為本目的，社會風氣如何，可想而知了！
梁惠王聽後，沉默良久。他並非不認同孟子的道理，只是魏國此時面臨的是生存危機，西邊被秦國侵佔河西之地，東邊被齊國擊敗，南邊楚國威脅，若不盡快“獲利”強兵，隨時可能被鄰國吞併。孟子的“仁義”之道，如同文火煲湯，需長期滋養方能見效，而他需要的是“猛藥治病”，快速提升國力。因此，儘管梁惠王對孟子以禮相待，卻始終未採納其“仁政”主張。
此後，孟子在梁國停留期間，多次與梁惠王論政。一次，梁惠王帶著孟子來到梁國的皇家園林“梁囿”，慨道：“賢者亦樂此乎？”孟子趁機勸諫：“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他以商紂王的“鹿臺”與周文王的“靈囿”對比，指出君主的快樂應建立在百姓的快樂之上，若百姓安居樂業，君主遊覽園林，百姓會一同歡樂；若百姓困苦不堪，君主獨自樂，便是“獨樂”，終會失去民心。
不久後，梁惠王去世，其子梁襄王即位。孟子拜見梁襄王后，對弟子嘆：“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認為梁襄王缺乏君主的氣度與遠見，更不可能推行“仁政”。於是，孟子離開梁國，前往齊國。
當時的齊國，在齊宣王統治下，國力強盛，都城臨淄是戰國時期的文化中心，稷下學宮彙集了天下賢才，荀子、鄒衍等名士皆曾在此講學。齊宣王雖不如齊威王雄才大略，卻也有“喜文學遊說之士”的雅量，聽聞孟子到來，便派人將他迎臨淄，尊為“客卿”，給予優厚待遇。
一日，齊宣王召見孟子，問了一個與梁惠王相似卻更的問題：“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是春秋時期的“霸主”，過“尊王攘夷”、武力征伐確立霸權，是戰國諸侯效仿的榜樣。
孟子答道：“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他明確表示，孔子的弟子從不談論齊桓公、晉文公的“霸道”事蹟，若非要談，不如談談“王道”，以“仁政”統一天下的道理。
齊宣王好奇地問：“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答道：“保民而王，莫之能也。”“保民”，即關百姓，讓百姓安居樂業，這便是“王道”的核心。齊宣王又問：“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毫不猶豫地回答：“可。”
齊宣王不解，問：“何由知吾可也？”孟子便講述了一件齊宣王的往事：“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