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一十八
於師傅停了一下，佩軒給他遞過去水杯，讓他喝水，他喝完水接著說：“到了三壯這裡，家裡什麼都沒有了，三壯誠實善良，心靈手巧，跟別人學過木工，學過泥瓦工，他初中畢業就什麼都幹，掙的一點微薄的報酬都給他兩個哥哥娶親了。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他不讓家裡管他的親事，他說自己想辦法。於是他出去闖，修理腳踏車、掏下水道、倒賣俏商品，等等，什麼都幹，並且跟江湖上的人搭上了線，在外混了兩、三年，還真的帶回來一個頗有幾分姿的孩，這孩和他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就在家過農活，他則繼續在外面闖，掙一點錢就拿回家。前一段聽說被關進了看守所，估計現在已經出來了。三壯偶爾找我借過錢，但是十塊左右，後來都還了，找我的時候總是提一兜點心、水果之類的，很懂事。我說他不讓他帶東西來，他說，‘如果是你一個人，我肯定不給你帶，可是還有嫂子、孩子，我經常空著手找你就不好看了，再說這些東西都不值錢，就是個意思罷了，你也別嫌東西不好。’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我覺得，如果政策允許做買賣，他肯定是一把好手，會過得比我好，只可惜生不逢時啊。”佩軒聽了，慨不已，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家庭，特別是父親，是很有做生意的頭腦的，只是這時候不允許做生意。父親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總是賣一些老太太冬天帽子上的玉牌，一個玉牌也就是兩到五錢不等，困難時期和文革時期就不允許賣了，文革時期還被紅衛兵當做“四舊”收走一大半。最困難時期過後，政策鬆一些，家裡就騰出來一座土屋開旅店，來往趕腳的可以掏兩錢住一晚，還管一頓晚飯（兩個黃面窩頭、一大碗玉米糝、鹹菜）。父親是種地能手，所有農活都會幹，這是很見的。分了自留地的時候，他在春天就種下紅薯，到夏天收完麥子以後，許多人家要種紅薯，這時候紅薯秧苗很俏，這時候春天種的紅薯秧已經長很長了，他就剪了紅薯秧做秧苗賣掉，一斤兩錢，這能賣三、四十塊錢，夠一家人幾個月的零花錢。佩軒記得，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家裡養過一頭老母豬，頭一胎生了三隻小豬娃，父親趁趕會的時候去賣掉，一隻小豬娃賣六、七塊錢。後來老母豬又下了好幾窩小豬娃，一窩都在五隻到七隻豬娃，看著那些小豬娃搶著吃食，到豬娃很可。家裡常常養，但是瘟經常來襲，總是要死掉大部分，剩下沒幾隻。佩軒記得他三、四歲的時候，家裡只剩下一隻母，那隻母幾乎每天嬎一個蛋，那時候家裡況好一點，媽經常給佩軒煮一個蛋吃，這是他記憶中的幸福時刻。
佩軒回憶著這些點點滴滴的事，到現在政策的變化越來越好，是有利於老百姓逐漸擺貧困、走向吃飽穿暖的開明路途，同時也給了老百姓一定的自由度，這也激發了底層人的積極和創造，當然，如果把地分給每家每戶去種，老百姓吃飽穿暖是本不問題的。他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
一路上，他們三人說了許多話，不知不覺就到了安，於師傅先把佩軒送到華北冶金公司，然後他們再回酒廠。到公司門口，佩軒下車，提上自己帶來的袋子，就去文秀的宿舍樓。他上到三樓，走到文秀的房間門口，看四周無人，就輕輕敲門，很快文秀就開了門，佩軒閃進去，關上門，兩個人就擁吻在一起。文秀說：“佩軒，我好想你。”佩軒說：“我這不來了嗎？文秀說：“吃飯吧。我給你打了粥和菜，還有饅頭。”佩軒說：“我也帶來了一些烙油餅，拿出來一塊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