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剛建立時，鍾繇被任命為大理（最高司法），後來升任相國（宰相）。魏文帝曹丕還是太子時，賞賜給鍾繇一件 “五釜”（帶分隔層的多功能炊），並在上面刻銘稱讚：“顯赫的魏國，作為漢朝的藩輔。我們的相國鍾繇，實為國家的核心支柱。他日夜恭敬勤勉，從不敢貪圖安逸。百都以他為榜樣，遵循他的法度規矩。”（據《魏略》記載：鍾繇擔任相國時，參照太子曹丕的設計鑄造了五釜。鑄後，太子寫信給鍾繇說：“上古有黃帝、炎帝的三鼎，周朝的九大寶，都是單一形制烹煮一種味道，哪比得上這口鍋能同時烹飪五味？鼎本是用來烹煮祭品獻給上天、奉養聖賢的，彰顯德行、祈求福運，沒有比這更好的了。所以不是大德之人，無法鑄造；不是這等，也不配承載盛德。如今這口佳釜，更勝往昔。周朝的尸臣、宋國的考父、衛國的孔悝、晉國的魏顆，這四位大臣都因功德被刻銘於鐘鼎之上。如今您輔佐大魏，興盛聖明教化，崇高的德行在此達到巔峰。實在應當被太常寺刻銘記載，被禮收錄傳承。因此作此銘文，刻於釜口，希能讚揚您的大德，使其不朽。” 裴松之按：《漢書?郊祀志》記載，漢宣帝時發現古鼎，京兆尹張敞上奏稱：“鼎上刻書說‘王命尸臣，在栒邑為……’這大概是周朝褒獎大臣，大臣子孫將先祖功績刻銘，藏於宗廟的做法。考父的銘文見《左傳》，孔悝的銘文在《禮記》，事蹟顯著故不贅述。《國語》說：‘昔日晉滅潞國之戰，秦國企圖破壞晉軍功勞，魏顆在輔氏追擊秦軍，親自擒獲杜回，其功績刻銘於景鍾，至今家族興盛，子孫不可不興旺。’這就是太子提到的四則銘事例證。）
幾年後，鍾繇因西曹掾魏諷謀反事件牽連，被下詔罷免職，閒居家中。（《魏略》記載：孫權向魏國稱臣，斬殺關羽並將首級送來。太子曹丕寫信告知鍾繇，鍾繇回信說：“我同郡的前司空荀爽曾說：‘人應當順應，我的人多麼值得珍！憎我的人多麼令人憎惡！’想想孫權此舉，倒顯得格外乖巧討喜。” 太子又回信說：“收到您的回覆，得知您為南方之事欣喜。至於荀公的清談妙論，孫權的乖巧模樣，我捧著書信不失笑，捨不得放下。若孫權再耍狡黠，當用汝南許劭每月品評人的權威論斷來折服他。孫權在吳、魏之間周旋，能被您和許劭品評，也足夠了。”）
曹丕繼承魏王爵位後，鍾繇重新擔任大理。曹丕稱帝后，鍾繇改任廷尉，晉封崇高鄉侯，後來升任太尉，轉封平鄉侯。當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都是前朝名臣，曹丕退朝後曾對左右侍從說：“這三位三公，都是一代偉人，後世恐怕很難再有這樣的人才了！”
魏明帝曹叡即位後，鍾繇晉封定陵侯，食邑增加五百戶，加上之前的共計一千八百戶，升任太傅。鍾繇患有膝疾，跪拜起不便。當時華歆也因年高多病，兩人上朝時都被特許乘坐輿車（一種輕便小轎），由虎賁衛士抬著上殿就座。此後，三公患病時乘車朝的待遇，為朝廷慣例。
玉玦之緣：當年曹征討漢中時，太子曹丕在孟津，聽說鍾繇有一塊玉玦，很想得到卻不好意思直接開口，便秘派臨菑侯曹植過他人轉達心意。鍾繇得知後立即將玉玦送去。曹丕寫信致謝說：“玉常被用來比喻君子的德行，《詩經》中也有讚。晉國的垂棘之璧、魯國的璵璠之玉、宋國的結綠之石、楚國的和氏之璧，價值超過萬金，比都城還珍貴，歷代相傳，名遠揚。正如垂棘璧出使晉國，使虞、虢兩國先後歸附；和氏璧進秦國，藺相如展現氣節。我曾在玉書裡讀到，玉白如切細的脂肪，黑如純漆，紅如冠，黃如蒸的栗子。雖聽說過這些描述，卻從未見過真容。我雖德行不及君子，也無詩人之才，但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境界心嚮往之。然而這四大珍寶早已邈遠，秦漢以來再未聽說有能與之匹敵的。因此多年尋覓，未遇真品，心願未了，如同飢難耐。近日聽南宗惠叔說您曾有玉玉玦，聽聞後驚喜不已，不歡笑雀躍。本想親自寫信，又恐傳言不實，於是讓舍弟曹植過荀仲茂轉達我的心意。承蒙您不嫌棄，慷慨相贈，鄴城的使者剛到，寶玦便已送達。我捧跪開啟匣子，只見玉彩奪目。以我愚鈍鄙陋之姿，竟能觀賞稀世之寶，無需派遣使者，不費連城之資，既有秦昭王在章臺觀賞和氏璧的眼福，卻無藺相如詭詐強奪的爭議。如此厚的饋贈，怎敢不恭敬接！” 鍾繇回信說：“從前我忝居近臣之位，也曾獲賜玉玦。尚方署的老工匠很悉舊，能辨識玉的紋路彩，認為寶應當歸於真正珍它的人。我本以為您有更珍貴的，所以遲遲未敢進獻。幸而您青睞此，我實在欣喜。當年和氏獻璧，一片忠誠信篤，而我如今才奉命進獻，心中深愧。”
鬼婦傳說：鍾繇曾數月不上朝，神舉止異常。有人問起原因，他說：“常有一位婦來見我，容貌麗非凡。” 問的人說：“這必定是鬼怪，應該殺掉。” 後來婦再來時，停在門外不進屋。鍾繇問為何，婦說：“您有殺我的念頭。” 鍾繇說：“沒有。” 再三殷勤呼喚，婦才進屋。鍾繇心中雖有不忍，還是咬牙揮劍砍去，傷了的大。婦出門後，用新棉絮拭跡，一路滴落。次日派人循著跡尋找，來到一座大墳墓前，棺木中有一貌，容貌如同生人，穿著白絹衫和繡著丹花的坎肩，左大傷，坎肩中的棉絮上還沾著跡。鍾繇的叔父、清河太守陸雲曾如此講述此事。
早在曹時期，朝廷曾下令討論死刑中可改用宮刑等刑的況。鍾繇提出：“古代的刑制度歷經多位聖王實踐，應當重新施行，以替代死刑。” 但多數大臣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安民之道，提議暫時擱置。
魏文帝曹丕宴請群臣時，特意下詔說：“大理鍾繇主張恢復刑，這確實是聖王之法，公卿們應好好討論。” 但討論尚未定案，因戰事發再度擱置。魏明帝太和年間，鍾繇再次上疏說：
“大魏承接天命，延續虞舜、夏禹的治國傳統。漢文帝改革法律，廢除刑，實則違背古道。先帝（指曹、曹丕）聖德天，一貫推崇典籍中的先王之制，因此連續下詔，希恢復古刑，為一代立法。可惜因戰事頻繁未能施行。陛下如今追念兩位先帝的願，憐惜斬去腳趾即可制止惡行，痛心無辜者被死，特命通律法之人與群臣共議。臣建議，將本應斬右趾卻被判死刑的罪犯，改回施行斬趾刑。《尚書》記載：‘堯帝清問下民，鰥寡之人對有苗部族的刑罰有怨言。’這說明堯帝在廢除蚩尤、有苗的酷刑前，會先徵詢百姓意見。如今審理案件時，可效仿古代讓三槐、九棘（代指公卿大臣）、群吏、萬民參與訊問，參照漢景帝的法令，對應當斬首示眾的罪犯，允許以斬右趾代替。至於黥面（刺字）、割鼻、斬左趾、宮刑等刑罰，可按漢文帝改革後的辦法，改用剃髮、鞭打。實施惡之舉的人，大多在二十到四五十歲之間，即便斬去雙腳，仍能生育。如今人口比漢文帝時期，據估算，每年可保全三千人的命。當年張蒼廢除刑，每年因死刑多殺上萬人。臣主張恢復刑，每年可多救活三千人。子貢曾問：‘能救濟百姓可否稱為仁？’孔子說：‘這何止是仁，簡直是聖啊！就連堯、舜都難以完全做到！’又說：‘仁離我們遠嗎？我想行仁，仁就來了。’若真能施行此策，百姓將永遠益。”
魏明帝收到奏疏後，下詔說：“太傅學識淵博、才高超，關心政事，對刑律法理有深刻見解。此事重大，公卿群臣需共同仔細商議。”
司徒王朗發表反對意見：“鍾繇想過減死刑條款來增加刖刑（斬足）的適用，這好比讓躺下的人站起來，讓死人復活（意為表面改變刑罰形式）。但愚臣仍有不同看法：五刑的種類早已著於法律條文，本就有減死一等的規定，不死即屬減刑，此法已施行多年，無需藉助刑來區分罪次。前代仁人因不忍見刑的慘酷，所以廢除不用，至今已數百年。如今若恢復，恐怕百姓尚未看到減刑的實惠，刑的惡名已傳敵國，不利於招遠方之人。不如將鍾繇所議的死罪減刑為剃髮服勞役或斬趾，若認為罰過輕，可加倍延長勞役年限。如此，對有以生易死的無價之恩，對外無‘以斬趾代替腳鐐’的駭人聽聞。”
參與討論的一百多人中，多數贊同王朗的意見。魏明帝以吳、蜀尚未平定為由，暫時擱置了議題。
史學家袁宏對此評論道：“民心本希保全自卻難以長久保全，因為外界與心嗜慾總會引發貪競、放肆之舉。當進取無法滿足慾，就會滋生苟且僥倖；希求無度無法滿足，就會引發偽忿怒。先王深知此弊，故先用德教陶冶民心；若心未化，則以刑罰約束。《尚書》說：‘百姓不親睦，五倫不和諧，司徒需推行五教；蠻夷侵擾華夏，寇賊為非作歹，司寇需施用五刑。’可見德教與刑罰需結合使用，夏、商、週三代皆如此。《周禮》規定：‘讓墨刑者守門，劓刑者守關，宮刑者守廷，刖刑者守園林。’這是刑制度的應用。荀子也說：‘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是歷代聖王的共同法則，不知起源何時。’但殺人者死，卻無法杜絕殺戮；傷人者刑，卻無法消除傷害，說明重刑只能威懾未犯罪者，不能治惡行。
要從本上止息犯罪，莫若先施德教。若等罪過彰顯再用刑罰，就會導致該殺的人未必死，想傷人的人未必刑。放縱而不教化，百姓就會陷刑網。因此，刑罰的作用在於約束不可挽回的惡行，而禮教則能明辨善惡，在殺人之前勸止其，示以恥辱，在傷人之前愧其心。所以輕微過錯可過教化消除，不必等到犯罪刑。最終不得不施刑的，已是教化無效之人，此時即便傷殘其肢，也是為除天下之害，又有何不妥？遵循此道，風化可漸趨淳厚，刑罰可逐漸減。
周王、周康王時期，難道是靠嚴格執行三千條刑律才實現刑措（無人犯法）的嗎？實則是德教浸潤的結果。漢初吸取秦朝酷刑的教訓，推行寬厚政策，公卿大夫以議論他人過失為恥。漢文帝崇尚清靜無為，張武賄，他賜金使其愧；吳王劉濞不來朝見，他以禮教導其過失。因此吏民樂業，風氣淳厚，每年僅審理四百起案件，幾乎無需用刑，這難道不是德刑兼用的效嗎？
如今主張刑罰者，不先論德教之益，可謂捨本逐末。現行法律中，死罪與古代相同，免死的罪犯最多服五年勞役，釋放後仍可迴歸社會。因此百姓不知恥，屢屢犯盜，導致刑徒眾多而治安混。若教化不行，刑罰得當，一旦刑（如刑），終不得為良民，鄰里尚且以此為恥，何況鄉黨、朝廷？如此，類似夙沙、趙高之流的人就難以作惡了。
古代過言行考察善惡，君子自然遠離刑罰。若因過失犯罪，可過‘八議’（八種減刑特權）寬宥。像卞和、司馬遷那樣的冤案，是濫用刑罰的結果。若治國失道，即便沒有刑，仍可能有人被死，何況恢復刑呢？《漢書》記載：‘斬右趾、殺人後自首、吏賄、監守自盜等罪皆死刑。’這正是班固所說的‘應當活命卻被死’的況。如今不忍見傷殘之慘，卻安於誅殺之痛，這正是治國最應優先改變的啊！”
魏明帝太和四年，鍾繇去世。明帝著素服親臨弔唁，賜諡號 “侯”。（《魏書》記載：有關部門商議諡號時認為，鍾繇從前擔任廷尉，審理刑獄時明辨疑案、決斷糾紛，百姓無人怨恨，堪比漢代的於定國、張釋之。明帝下詔說：“太傅功高德厚，位至太傅，評定諡號時應先依此標準，同時也要褒揚他如廷尉於、張般的德政。” 於是策賜諡號為 “侯”。）鍾繇之子鍾毓繼承爵位。早年，魏文帝曾從鍾毓的封邑中分出部分，封鍾繇的弟弟鍾演及兒子鍾劭、孫子鍾豫為列侯。
鍾毓，字稚叔，十四歲便擔任散騎侍郎，機敏善辯、談吐風趣，有父親鍾繇的風範。太和初年，蜀漢丞相諸葛亮率軍圍困祁山，魏明帝打算親自西征。鍾毓上疏勸諫說：“策略貴在朝廷制定的全勝之策，戰功重在帷幄中的運籌帷幄。陛下無需離開殿堂，即可決勝千里之外。您應當鎮守中原，作為震懾四方的後援。如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聲威，但關中的資消耗巨大，損失不止一端。況且盛夏行軍，連《詩經》都強調要謹慎，實在不是陛下駕親征的時機。” 明帝採納建議，鍾毓升任黃門侍郎。
當時朝廷大規模營建宮室，明帝前往許昌居住，天下員需到許昌朝見。許昌城池狹窄，朝廷在城南用氈布搭建宮殿，還準備了魚龍曼延等盛大演出，百姓因勞役苦不堪言。鍾毓進諫說：“近年水旱災害頻發，國庫空虛，此類耗費之事，可待年再做。” 又建議 “應重新開墾關荒地，讓百姓全力務農”。這些建議都被朝廷採納施行。
正始年間，鍾毓擔任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在盛夏時節發兵伐蜀，蜀軍堅守不出，曹軍寸步難行。曹爽打算增兵，鍾毓寫信勸說道：“我認為，真正的取勝之策無需親臨戰場；聖王的軍隊，應是有徵討之名而無實際戰鬥。正如當年用干鏚之舞可使有苗部族臣服，退避三舍能讓原國敵軍歸附，不必像吳漢在江關、韓信在井陘那樣強攻戰。見機而進，知難而退，這是自古以來的用兵之道，您慎重考慮！” 曹爽最終無功而返。後來鍾毓因違背曹爽心意，被調任侍中，外放為魏郡太守。曹爽被誅殺後，鍾毓回朝擔任史中丞、侍中廷尉。他開創了兩項制度：允許已去世的君父的臣子為其辯白洗冤，以及士人為侯者，其妻不再被迫改嫁。
正元年間，毋丘儉、文欽發叛，鍾毓持節（代表皇帝行使權力）前往揚州、豫州頒佈赦令，安士民，回朝後任尚書。諸葛誕反叛時，大將軍司馬昭（司馬文王）計劃親自率軍征討壽春。恰逢吳國大將孫壹率部投降，有人認為 “吳國剛有，必定無法再出兵，我們東路兵力已足夠，可等待後續訊息”。鍾毓卻認為：“分析敵應設地換位思考。如今諸葛誕以淮南之地歸附吳國，孫壹所率不過千人，兵力不足三百，對吳國而言損失微不足道。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國趨於安定，就不能斷定他們不會出兵。” 司馬昭說：“說得對。” 於是帶鍾毓一同出征。（裴松之評論：諸葛誕獻淮南投吳，孫壹率三百人降魏，稱吳國 “有” 本就不合常理，鍾毓此議實在不值得稱道。）
淮南平定後，鍾毓歷任青州刺史，加授後將軍，升任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擁有臨機置之權），又轉任都督荊州軍事。魏元帝景元四年，鍾毓去世，朝廷追贈車騎將軍，諡號 “惠侯”，其子鍾駿繼承爵位。鍾毓的弟弟鍾會，另有傳記記載其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