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朱載坖來說，要緩解浙直兩地的錢荒，是刻不容緩的問題了，一旦浙直的錢荒一直得不到解決，對於朝廷推行銀錢的方略將會是巨大的打擊，民間將會不可避免的再度回到使用銀子的老路上來，所以朱載坖要求朝野立刻解決此事。
同時朱載坖過旨向浙直等的地方詢問現在的況，朱載坖認為這其中肯定是有貓膩的，因為盜賣那個之前也出現過錢荒，但是從未向今年這般嚴重，朝廷剛剛頒佈上諭要實行一條鞭法和攤丁畝，大明尤其是浙直兩省，就出現這麼嚴重的錢荒，沒有貓膩朱載坖才不相信呢。
不僅僅是向浙直的地方，朱載坖還以旨的形式向顧問諮詢大臣，前首輔徐階、前首輔李春芳，詢問他們對於此事的看法，他們都是在當地頗有威的人，也許知道一些，同時還有駐浙直的錦親軍，當地的鎮守太監還有海關衙門等，向他們瞭解相關的況。
而很快張居正等人就發現了端倪，據海關的資料，大明今年的進出口並沒有大規模的變，銀錢、制錢的流出和往年相比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市面上的錢荒卻比往年嚴重的多，這就很奇怪了，這擺明了是有貓膩了。
於是在朱載坖、張居正等人的商量之下，府監在浙直投放了五十萬元的銀錢，以緩解市面上的錢荒，但是府監這五十萬元，投到浙直，連個泡也沒冒起來，這就很奇怪了，海上貿易的金額沒有什麼變化，而府監都投了五十萬銀錢，按理說多多都能夠緩解一下浙直的錢荒，但是沒有任何靜，這就很有問題了。
而浙直總督等浙直的地方的疏也證明了此事，這次的錢荒來的非常之蹊蹺，市面上的銀錢、制錢突然減，錢貴賤，現在是錢價飛漲，價日跌，地方府對於此事毫無辦法，楊繼盛也認為此事有蹊蹺。
而徐階的疏也說明了此事，徐階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徐階指出了一個事，就是南直隸的錢荒是在朝廷宣佈實施一條鞭法和攤丁畝之後而猛然加劇的，而且一發不可收拾，現在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和錦親軍的奏報也是相符合的。
朱載坖於是召集閣輔臣、戶部尚書鄢懋卿、府卿張守直、總理鹽政龐尚鵬、總督倉場王國一大批商量此事，朱載坖說道：“諸位看看吧，朕看此事恐怕不是這麼簡單的。”
張居正看了之後說道：“陛下，此事必須立即斷，否則此事必將影響朝廷的新政。”
戶部尚書鄢懋卿也說道：“陛下，此事確實影響重大，這些商，這是準備藉機錢財，上虧國計，下害百姓，決不能輕縱。農民所有者谷，所乏者幣，賦稅必收錢幣，迫得農民以谷易幣，谷價往往於比時下落，而利遂歸於兼併之家，絕不可行。宣宗曾言，朝廷制祿以米，從古己然，蓋因民之所有也。錢則民間所無，今不所有而索其所無，又三倍取之，加暴擾焉。民歲歲當輸而取不已，何以自存？此言得之也！”
對於此事，朱載坖也是很清楚，之前為什麼朱載坖不願折，就是擔心的這點，朝廷實行折的原因，原本是因為現在百姓繳納賦稅使用本，加耗往往超過正賦，對於百姓來說，賦稅過重，會導致百姓即使在年也會因谷或米價低賤出售農產品。農民辛勞勞作一年，計日佔風，盼來年卻遭遇米賤，那這樣的折舌就更為困擾農民之事。何況荒歉之年。
這種況對於朝廷所推行的新政將會是沉重的打擊，這點不是朱載坖，張居正也是非常清楚的，張居正很清楚，大明部反對一條鞭法和攤丁畝的大有人在，他們反對的理由就是認為折可能會導致百姓害，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百姓有谷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他們認為折必然導致百姓遭二次盤剝，肯能比之府的加耗更加可怕，因為府的加耗畢竟還是有數的，地方再怎麼貪婪，只要不傻，都不想把百姓得太，到時候要是真的搞出了民變，自己也得吃不了兜著走。
但是這些商劣紳可就不是這麼想的，他們只要逮到機會，肯定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榨盤剝百姓，他們才不會管什麼百姓的死活呢！
一旦真的出現這種況，甚至因此整出了民變，不張居正所謀劃的一條鞭法和攤丁畝要付之東流，張居正本人能否繼續坐在文淵閣這把椅子上都是一個問題了。張居正當然知道此事的兇險之。
張居正當即對朱載坖說道：“陛下，事關重大，當遣能臣幹吏，立赴浙直，斷此事，否則禍生不測矣！”
朱載坖對於張居正的這個說法是極為同意的，眼下馬上就要到徵收賦稅的時節了，要是大明不立即理此事，恐怕真的會激起民變的，蘇松等地還是大明的經濟重心，那就要更加重視了，而且朱載坖對於現任督師南京大學士呂調也是極為不滿的，作為督師南京大學士，他本來應該是朝廷在東南的最高員，真正的方面之臣，發生了這麼大的事，呂調仍舊是無所作為，這讓朱載坖怎麼能夠對他滿意。
朱載坖略一思考就說道：“督師南京大學士呂調糯，不能理此等急務，以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出鎮南京，使持節假節鉞督師南京，節制浙直等水陸軍務事兼督理糧餉等事，專司理此事。”
朱載坖任命張四維督師南京，也是經過思考的，張四維是山西人，對於東南這幫豪商一向沒什麼好，而且他出於商賈之家，對於這些手段並不陌生，再加上張四維還是很果斷的，所以朱載坖用張四維替換呂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