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都是申時行之前就知道的，申時行一直在努力和地方府通，希地方府能夠加大推行新政的力度，保證太子的政策能夠落地，申時行作為首輔是很清楚朱載坖和太子的關係的，朱載坖一直希能夠將太子的威信在朝廷上樹立起來，但是申閣老的威信也並不是萬能的。
雖然申時行多次告誡這些地方府，要求他們採取斷然措施，將太子的一系列政令推行下去，但是所收到的實際效果並不如意，尤其是在福建和廣東兩省，這裡的地方府本就不是特別的強勢，再加上本地的宗族勢力過於強大，使得地方府在推行朝廷政策時有些畏手畏腳，再加上這些地方員對於朝廷事務並不是很瞭解。
他們想當然的認為這只是太子的令旨罷了，畢竟不是上諭，朱載坖一直沒有就此事表態，即便是推行不利，影響也不大，所以對於推之前的金融政策比較消極，甚至向朝廷上疏反映，認為如果實施太子的金融新政，會導致民心不穩，申時行對此也無可奈何。
欺負了小的，老的自然是要出來的，這點其實申時行早就知道的事，朱載坖一直引而不發，無非就是在思考應該怎麼理此事罷了，現在朱載坖已經明確的出招了，接下來的事就不是申時行能夠控制的了，但是申時行還是希能夠儘可能的保證朝廷的穩定，這點是申時行的一貫立場。
所以在送走陸祖之後，申時行也開始思考，申時行還是決定以疏的形式請求朱載坖召見，希能夠得知朱載坖的想法，而王錫爵、陳於陛等輔臣們也是各有自己的想法，陳於陛作為朱載坖的近臣，對於朱載坖的瞭解要更深，同時對於此次的閩、粵的事有自己的看法。
陳於陛認為，這次閩粵地區對於朝廷政策的對抗，不僅僅是對太子的挑釁，而是對於整個大明朝廷的挑釁，這裡是大明海上貿易繁盛的地區，出洋商船，皆為勢豪富戶所造。他們倚托權勢，又勾通吏，自制商船，辦置商貨，走私出洋。他們往往選擇執法弛疲之地區，製造商船。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等地造船，浙之寧紹等置貨，糾黨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造船置貨，糾黨番。
在大明實施了多年的開海政策之後，沿海產生了大量的豪商階級，這些人衝擊了原本計程車紳階層，同時他們的暴富更是刺激了很多人從事海上貿易，尤其是在沿海地區，誕生了一個全新的商人階層，這個階層資金雄厚，膽量極大，同時從事海上貿易也使得他們的膽量極大，這點是旁人所不能比的，所以陳於陛的看法是必須要嚴加整頓，使得他們敬畏朝廷，敬畏律法才行。
所以陳於陛向朱載坖上了一道奏疏，名為請嚴閩粵走私以正憲章疏，陳於陛在奏疏中說道：“彼輩既不懷刑，遂輕憲綱，而有包侵國賦，抗拒徵輸，積逋連年，妄希肆赦。負氣喜爭，好勇尚鬥，眶眥小嫌，即率所親而共，至以刀兵相格，如臨大敵，強者凌弱，眾者暴寡，而歃拜盟之風，村村仿效。多以豪爽誤致殺人，因或藉命抄掠，自殺圖賴，視為奇貨。投繯飲鴆，刎頸沉河，曾不顧惜焉。”
“世家大族，輕蔑孤姓，呵叱若僮僕之不如，及其積糞家，流恐後。婚媾論財，弗遴坦腹，雖有賈、董、韓、歐，未可與素封者子較一日短長也 壎牟┲餘，流為盜賊，攘盜牛，穿窬篋，謂卑卑未足比敷也。截途剽剝，取其貨而劃其，足底紋，曰防追捕，或則舟溪河，人於郊關之，結隊出海，攘客於重洋之外。又或山招匪，盜挖礦砂，金、銀、銅、鐵、鉛、錫，擅為私家之故。逞強相奪，霸踞壟口，流毒地方，為害糜有涯焉！”
同時，閩粵等地的吏治也極為不堪，由於朝廷員們視閩粵為煙瘴之地，多不願前往閩粵，所以使得這些地方的員素質難以提升，陳於陛在奏疏中就指出：“閩粵之事，本本原原始於不良，有司教民貨賂以產其既。諺曰：‘命亨通，廣東’。其甚者則有坐萬之號。嗟乎！命通，民生戕矣；坐萬，民立槁矣，此所以百姓而吏富，亦士大夫之厚也。”
而戶部尚書龐尚鵬也上疏，認為閩粵難治，吏治問題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龐尚鵬自己就是廣州府南海縣人，悉當地況，更知道閩粵的地方是什麼德行，所以在奏疏中直接指出：“閩粵地方，素剽悍，而吏平常日子不能鋤強抑暴，緩徵薄斂，便民不安其生，是驅民為盜。不能防微杜漸，令行止，使民敢於作，是養民為盜也。有豪猾互爭土田，訴於，連年不決。有司遣巡司兵勾攝之，侵擾弗堪，乃相率逃於海上。值水旱荐臻，遂嘯集攻城，肆為殺戮，海揭害尤甚，兵捕之失律，勢愈熾也。”
朝廷重臣們紛紛上疏，對於閩粵的吏治等事提出看法，這也正好符合朱載坖的意圖，朱載坖並非不知道這些事，但是很多時候，即便是皇帝做事，也還是要有藉口的，而現在閩粵的這幫貪豪商，正好撞到了朱載坖的槍口上，再加上朝廷重臣的上疏，使得朱載坖現在正好有了藉口置此事。
朱載坖隨即下旨，召集在京部院堂、閣輔臣、軍機大臣等，舉行國務會議，由太子主持，商量的重點就是閩粵之事，對於朱載坖的上諭，群臣們都是很清楚的，朱載坖要收拾閩粵，已經是非常之明顯的事了，這次只不過是拿到檯面上來說了，也說明朱載坖的各種準備已經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