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之前也想過鑄造其他替代貨幣的辦法，但是銅錢在本朝流通範圍太廣，使用其他材料，百姓恐怕都很難接，這點朱載坖還是很清楚的。再加上之前部院重臣的調整，朱載坖也還沒有來得及說明此事。
原首席軍機大臣徐渭、吏部尚書楊巍、戶部尚書王國等人以老病請求致仕，朱載坖予以準允，同時以龐尚鵬任戶部尚書，調原中南總督李化龍軍機，南兵部尚書趙世卿任協理京軍兵部尚書，刑部左侍郎蕭大亨升兵部尚書，原南刑部尚書餘繼登任刑部尚書，吏部左侍郎趙志皋升吏部尚書，將一干部院重臣們調整完畢之後，朱載坖才開始對於幣制的改革提上日程。
從文思院和鑄幣廠的反饋來看，使用蒸汽機和新的沖床等機械，製造貨幣確實是很方便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因為現在的製造方式是將銅錠加以延展銅板，然後再衝貨幣，要是還是製造原本一文的貨幣，厚度就很薄了，再從銅錠製銅板這個工序上就耗費很大，不划算，所以文思院認為，從節省本的角度來說，起碼是當十大錢作為製造的起點，當二十重四錢，當十重二錢，當五重一錢，當二重四分，定為紫銅九五，配白鉛五。
朱載坖將文思院的這個方案和戶部商量之後，遭到了戶部的堅決拒絕，新任戶部尚書龐尚鵬對於此事是極為反對的，他並不反對更改幣制，因為使用新的製造方法確實是可以提高朝廷鑄幣的生產效率，但是龐尚鵬認為不能隨意變貨幣重量，此事是極為敏的事。
從漢唐宋，歷代的皇帝都想過幹這種生兒子沒有屁眼的爛事，但無一不以失敗告終，龐尚鵬說道：“陛下，錢與本無輕重。始以小錢等之，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重矣。始以銅錢等之，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重矣。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為等，而大錢、鐵錢輕於其所等放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為輕重。且大錢之論，前宋有之，崇寧行當十以來，國之所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之貴兩倍，是國家一分之利，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又況夾錫錢未有一分之利，而已有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價愈重，而國用愈屈，此非良謀也。”
龐尚鵬的看法是很明確的，就是一旦朝廷鑄造大錢，必然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這點是前代已經證明了的，不僅僅是龐尚鵬，閣輔臣們也認為大錢不可行，尤其是這種輕質大錢，更是絕不可行。
次輔王錫爵說道：“陛下，考歷代錢法，種類過繁，市肆必擾，折當過重，廢罷尤速。而大錢無能行數百年者，此則陛下明鑑。”
朱載坖當然知道這種事是必須要加以警惕的，一旦作不當，就會導致經濟盪，給剛剛走上正軌的大明經濟以沉重的打擊，所以對於臣子們看法，朱載坖認為也還是有合理之的。
朱載坖很清楚，朝廷的政令在有些時候能夠有用，但是面對經濟規律，不能僅僅依靠朝廷的政令就強推政策，這樣很容易出事的，司農卿楊俊民也說道：“陛下，雖則國家定製，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誰敢有違?是誠然矣，然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而且重臣們的考慮的更多的就是穩定問題，一旦真的發行這種不足值的大錢，就相當於朝廷直接掠奪民財，對於升斗小民來說是最為可怕的，他們的生計就會到影響，而且大明是有過先例的，之前的寶鈔，為什麼最後破產，就是因為沒有信用，朱載坖能夠讓大明制錢和銀錢通行大明，重新奪回鑄幣權，靠的就是朝廷鑄錢的信用，要是朝廷再鑄造大錢，將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用一朝斷送，整個大明的經濟就會陷混的。
所以臣子們都勸諫朱載坖不要輕舉妄，朱載坖也表示此事重大，絕對不能輕易決定，太子作為負責日常政務的理，自然也是知曉此事的，朱載坖詢問太子的意見，太子也認為，朝廷可以鑄造大錢，但是不能不足值，其實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大臣所反對的不是大錢，而是不足值的大錢，這點也確實是問題的關鍵。
原本鑄造大錢並不是什麼事，但是之前的歷代，鑄造大錢最後的結果就都是鑄造不足值的大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漢末三國時期，劉備偏西南，發展經濟到侷限，又連年征戰，財政困難，軍費張，只好採用發行大值虛幣的辦法來勉強維持。在大臣劉的建議下，劉備於漢獻帝建安十九年發行“直百錢”。直百錢有面文“直百五銖”和“直百”兩種。“直百錢”的發行對蜀漢經濟的發展立刻起到作用，“以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還有就是宋徽宗時所鑄造的崇寧當十大錢，實際只相當於三文的重量，所造的後果也是十分之慘烈的，朝廷明目張膽的掠奪百姓的財富，經濟直接混了，同時錢法大，盜鑄橫行，百姓盜鑄當十錢，將小錢銷熔為銅，澆鑄為大錢，即可獲得數倍利潤。這些慘痛的教訓使得大明臣子對於大錢是極為應激的，所以朱載坖提出這個大錢的時候，就必然遭到群臣的反對。
而且朱載坖必須要考慮得到民間對於此事的反應，對於這種事，百姓肯定是極為敏的，別說朝廷真的要實施此事，就是這種風聲傳出去，都會立即引發連鎖反應的，所以朱載坖很清楚此事不僅僅要慎重，還要保，否則的話就容易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