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就使得現在大明民間幾乎是不承認蒙元的正統的，朝廷要編撰統一的史學教材，首先就是必須對於此事予以解釋，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其實這是很正常的，在坐的都是在朝堂上混了這麼久的了，政治有權衡是很正常的，什麼君無戲言都是扯淡，朱載坖本人就是畫餅的高手，太祖的這些作是很正常的。
在反元的時候，自然是要高舉驅逐胡虜的大旗，等到統一之後，為了拉攏北方計程車紳們，也要承認蒙元的正統，這點在政治上是很正常的作，但是現在朝廷在編撰史學教材的時候，必須對於太祖的這一整套行為做蓋棺定論的評價，核心問題就是本朝的正統，同時對於現在的華夷之辯，也必須要予以考慮。
首輔申時行狀元出，大魁天下，對於這些自然是極為悉的，申時行首先說道：“陛下，殿下，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申時行的看法是很簡單的，華夷之辨屬於政治文化理論範疇。其核心要義是崇尚文明,以文化標準來判別某一政權文明還是野蠻。此評判與政權的族別、地域無關,且只針對政權而非個人。簡而言之，對於蒙元的評價也是如此，元世祖能夠傾心向化，所以才能夠有天下，得到天命眷顧，但是其後世子孫不能向化，天命自然就不在蒙元了。
所以太祖起兵討元，既是反抗元的暴政，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順天應人之舉，這兩種是統一的，變化的是蒙元，而非太祖。
這點也得到了輔臣們的贊同，羅萬化分管外、理藩等事務，對於此事還是有發言權的，他說道：“陛下，殿下，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 夫華夷者辯在乎心,辯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同時，對於太祖在討元和安定中原之後的不同態度，重臣們也做了解釋，諭中原檄中雖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語，但其目的卻並不是要強調族群衝突從而將數族群徹底驅逐，而是要激發中原民眾的華夏認同，避免其“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這是太祖極為高妙的政治智慧。
同時在天命上的承元也是對於大明來說又很現實的政治利益，“承元”的正統策略一道為大明統轄宋代版圖之外的地區提供了合法基礎。因為本朝的疆土除了轄有兩宋故地之外，還轄有曾屬於元朝但不曾屬於宋朝的大片疆域。雖然這些土地大部分是漢唐故土，但本朝若在正統譜系上“繼宋”而不“承元”，無疑會削弱其在不曾劃宋朝版圖的東北、甘肅、雲南等地區的統治基礎。
所以承元是必須的，但是承元並不意味著承認蒙元的正統，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閣認為，本朝的正統，應該用太祖的即位詔書來予以解釋。
當年的詔書是說的很明白的：“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中國為天下主，傳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蠻夷，各擾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揚威武，皆已勘定，民安田裡。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輿，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於鐘山之，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
申時行說道：“陛下，殿下，謹按太祖之初心，天下取自群雄之手，亦無表示新朝是承蒙元而來。”
這個是很好解釋的，就以天命的為例，原本天命在蒙元，但是由於蒙元失德，所以天命拋棄了蒙元，那蒙元應該怎麼辦呢？上報損失，滾回草原放羊去，但是讓蒙元失去天命的，不是大明，大明不是從蒙元手中將天命取過來的，因為有個中間商，就是元末的群雄們，他們首先起來反抗蒙元的統治，使得天下大，蒙元喪失了天命和天下，但是這事和大明沒有任何關係。
大明取得天下，是因為太祖皇帝英明神武，開國將士捨生忘死，削平群雄而得到了，大明是從蒙元手中得到了天下，大明該怎麼辦？自然是上報繳獲，在應天府即位。
同樣是天下，但是過了元末群雄這一道手，質就完全不同了，蒙元有蒙元的賬，大明有大明的賬，大家各算各的，才能夠將此事搞清楚的，天命和天下是不同的，天命乃是上天的意志，蒙元失德，所以天命轉移，這與大明無關。
而天下，大明也不是從蒙元手中所取得的，是從元末群雄手中所取得的，這樣做可以建構取代蒙元的合法，即蒙元並非大明所滅，大明獲取的是早已被群雄攘奪的天下，這樣這個事就算弄清楚了，蒙元損失了天命和天下，但是和大明無關，而大明取得了天命和天下，也和蒙元無關。
承元的只是天命，因為這是上天的意志，不因人力而轉移，而非所謂正統，群臣們認為，還是要否認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後的正統，因為後來的蒙元政權，已經是狄夷而非中華，太祖皇帝天明命，建立本朝，所為的就是誅臣,討賊子,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實現春秋正義，這點是本朝的正統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