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載坖和太子商量有關事項的時候，朝廷上下自然也是在討論此事，這次圍繞著京察大計，閣和部院發生了激烈衝突，這是朝廷很多年都沒有過的事了，所以朝廷上下自然是對於此事極為關注的。
而現在整個朝廷的焦點居然都在一個七品都給事中葉向高上，也是朝廷奇聞一件，葉向高不僅是閣所欽點的人選，更是朱載坖親自召見的臣子，所以葉向高在閣部之間周旋，傳遞訊息，以七品之，當機要之，而由於現在國務會議的召開已經是迫在眉睫了。
所以在葉向高傳遞了幾次資訊之後，向王錫爵果斷提出建議，舉行會揖，所謂會揖，其實就是閣和科道的一個流方式，按照慣例，每月初一、十五，給事中、史們要到閣中和大學士會面，稱為“會揖”，原意是讓雙方互相通，增進了解。
葉向高建議，以會揖的形式，將都察院都史和諸科掌印召集到一起，和閣輔臣們直接見面商討此事，這是效果最好的。
不過王錫爵認為閣輔臣與都史見面，必須要奏請皇帝，請旨之後再實施，所以王錫爵本請旨，朱載坖予以批准，同時指令翰林學士掌院事李思誠前往記錄，李思誠是已故首輔李春芳之孫，朱載坖的近臣，長期隨侍西苑，他來負責記錄，就是就是向朱載坖奏報的。
閣擬定好時間之後，都察院僉都史以上高階言和諸科掌印都給事中一道進皇城，與閣輔臣舉行會揖，一見面雙方的火藥味就比較濃，雙方行禮之後，溫純對一眾輔臣們說道：“諸位，進來言路不暢，此非朝廷之福也。”
這是一個極為要命的指責，在大明，指責一位重臣阻塞言路就和指著他鼻子罵是臣沒有任何區別了，一眾輔臣臉都有些不好看，王錫爵卻說道：“科道上疏，閣從未阻攔，陛下、太子批答甚勤，何言言路不暢？”
溫純說道：“元輔，言而無效，與不言何異？皇上下求言之詔，始命諫直言，復許諸人直言，是以讜言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己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事。言者見其如此，皆曰：‘言即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為輕薄，或目為狂妄，或尋其暇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張，則曰變法，凡有薦事，則曰專擅選，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則加以重刑，暗則私懷怨恨。言見其如此，皆曰：‘非徒無益於國，實足以禍其。’此言路所以不開也。”
這點確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別看科道言一天和瘋狗一樣沒有任何區別，似乎是到咬人，但是他們得很，什麼人能咬，什麼人不能咬，他們是很清楚的，在地方，這些言確實是可以肆無忌憚，即便是督大員也拿他們沒有什麼很好的辦法，因為他們是科道言，督大員也只能和他們互噴。
但是督大員，自衿份，一般是不會和這些瘋狗計較的，再說了，這些督也有不自己就是言出，對於科道的套路不要太清楚，他們很清楚不說話才是最好的辦法，一旦上疏辯駁，就會有一幫言跳出來開噴，反而把事鬧大。
但是這些督大員也有對付他們的辦法，你說你的，我做我的，本不把這些言當回事，在沒有確實的證據之前，朝廷是不會輕易的一個督大員的，這就使得這些科道言怨氣滿滿。
而在朝廷，他們不能得罪的人就多了，首推吏部尚書，這是千萬不能得罪的，因為按照大明的制度，大臣可以決定科臣的仕途，加禍其，科臣必然制於大臣。而且科臣的升任依賴大臣的舉薦，沒有大臣的舉薦難以升任意想的職。這些科道言是斷然不敢輕易得罪重臣，尤其是執掌銓選大權的吏部尚書了。
所以現在有人譏諷這些科道言稱：“給事中、史有以直言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鉗其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路為諱，職風憲者以職為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大臣有過，彼鉗口蒼舌而不言，大臣有囑，彼必俯首帖耳以聽命矣。”
甚至民間傳言，京師科道言不如南京科道，因為京師科道言不敢說話，反而是南京科道，因為本就已經不重視了，所以南京科道反而豁得出去，所以有民謠說：“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升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升京堂。”
京堂與知府天壤之別。既然科臣的仕途由大臣決定，作為朝廷監察員的科臣，他們斷不會犧牲自己的仕途，甚至家命去得罪大臣。以仕途威脅科臣，大臣自然可以逞其意，科臣封駁政令、監察朝廷的職能就會大打折扣。
這也是幾位都史極為不滿的地方，現在本來科道在京察大計當中權力就不大，閣在摻和，就會使得科道在京察大計中所起的作用更加小了。
王錫爵代表閣發言道：“此矯枉過正也，昔日科道肆意，京察不公，此朝廷之大患也。”
王錫爵認為這是對於之前科道過於乖張的矯枉過正，他說道：“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爾來屬不奉堂約束，名分倒置。其原因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己，於是險夫之在庶僚者託為奧援以語相構，不快意輒排陷之。於是堂不敢行其約束，而屬益恣其臆，自稱風采。即未必有奧援者亦皆以速拗堂為得計，而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史往往以進士、推、知縣有科道之，乃曲為庇護，引為私，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之賢否悉出吻，有不悅，遂以萋菲，而禍終不免，於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蓋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充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