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說，陳嶼被換出去的那天晚上，學校的天台上出現了很多螢火蟲。東北的三月哪來的螢火蟲？但那天晚上確實有，很多很多，綠的點從教學樓的天台上飛起來，越來越高，越來越高，最後消失在夜空裡。
有人數了，剛好四隻。
對應那四個死去的孩子。
我姐說站在場上看著那些點飛走的時候，忽然覺到一陣風吹過來，很溫，像是有個人輕輕抱了一下，然後就散了。
說知道那是誰——那個學姐，那個在樓梯間遇到的最後一個人。那個學姐終於走了，在困了三年之後。
但還有更多的，困了六年、九年、十二年，甚至更久的。我姐後來算過，這所學校搬到新校區是十二年前的事，但學校本的歷史有六十多年了。之前的校區在哪？發生過什麼？為什麼突然搬遷？這些問題沒人能回答，但約約指向一個更大的秘。
我姐說最近開始做一個重複的夢。夢裡站在一個很大的大廳裡，地上全是水，水裡泡著很多很多的人，麻麻的，像泡在福爾馬林裡的標本。那些人都睜著眼睛，看著，一張一合，但發不出聲音。
每次快看清最近那個人的臉的時候，就會醒。
我去問了老吳。
不是打電話，是我媽給了我幾百塊錢讓我去瀋看看姐姐，我就順便去找了老吳。名片上的地址在瀋老城區的一條巷子裡，門臉很小，夾在一家修鞋鋪和一家麻將館中間，門口掛著一個木頭牌子，上面寫著“吳宅”，落款是民國什麼年，後面的數字被磨得看不清了。
老吳見到我一點都不意外，好像一直在等我。
他泡了壺茶，跟我說了很多。
他說那所學校的源不在新校區，在老校區。老校區在瀋的另一個地方，解放前是一家日本人開的醫院，專門做些見不得的研究。日本戰敗之後，醫院的東西來不及帶走，就地掩埋了。後來醫院改了學校，但地下的東西一直在。
再後來，那所學校頻頻出事，終於在九十年代末決定搬遷。新校址選在了一塊空曠的荒地，他們以為換塊地就沒事了，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從老校區遷過來的不只是一所學校，還有地下的東西。那些東西跟著校址搬遷，隨著地基的澆築，重新找到了落腳的地方。
而那三棟樓的形狀，本不是什麼風水設計，是巧合。徹頭徹尾的巧合。
但巧合有時候比刻意的設計更可怕，因為它意味著一種更深層的、無可逃避的必然。三棟樓恰好擺了三棺的格局，恰好在了一塊怨氣最重的地上，恰好讓那個東西找到了一個新的、更牢固的容。
“那現在怎麼辦？”我問老吳。
老吳把茶杯放下，看了我一眼：“我上次去，本來是想把整個封印重新加固一遍的。但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你姐，看到了那些孩子。”
“所以呢？”
“所以加固封印沒有用。”老吳說，“只要那些困在地下的冤魂一天沒有被超度，封印就總有一天會再裂開。我要做的是把它們全部送走。”
他站起來，走到裡屋，拿出一張泛黃的紙，上面麻麻寫滿了名字。
“這是我能查到的，從民國到現在，死在那所學校裡的所有人的名字。”他把紙遞給我，“不一定是學生，有老師，有工人，有附近的老百姓，還有那些日本人當年帶過來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人。”
我接過那張紙，沉甸甸的，像是拿在手裡的不是紙，是一整部沾著的歷史。
“你還小，這些事不該你管。”老吳把紙收了回去，“但我讓你看這個，是想讓你知道——你姐說的那些夢，不是夢。那水裡的每一個人，都是被忘的死者。他們在等你姐記住他們。”
“我姐？”
“沒有那些孩子命格弱，但有一樣東西很特別——能看見。”老吳看著我，“這世上能看見的人不多，這是天賦，也是詛咒。你姐從小到大是不是總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