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方以智順便詢問了張好古關於繼任者的問題。他想知道張好古對於這個職位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張好古思考了一下，然後回答道：“我覺得惠來時是個不錯的人選。他能力出眾，經驗富，而且為人正直，我相信他能夠勝任這個職位。”關鍵的是惠來時是跟張好古的。
方以智對張好古的推薦表示贊同，他說：“惠來時確實是個合適的人選。”張好古見方以智也贊，就說道“既然如此，那就讓他去接替這個職位吧。我會上書朝廷，說明況，我想朝廷應該會答應的。”
晚上，方以智張羅著給張好古接風，也算是得勝歸來，請帖也早就散了出去。
這次沒在張好古的自家產業，而是去了柳如是，陳子龍的絳雲樓。
出席的有張好古，王徴，方以智，李明忠，惠來時，傅青主，馮夢龍，徐驥，陳子龍，顧炎武，黃宗羲，候岐曾，黃祥，黃蜚，均，袁飛，孫臨，吳大寶，候承祖。
陪坐的有柳如是，董小宛，顧橫波，李香君，陳圓圓，卞玉京，寇白門，馬湘蘭，至此秦淮八豔齊了。另外還有些穿梭伺候。
快開席時，又來了兩人，王鑑和董素素。
經方以智介紹，知道是董其昌的弟子，張好古也曾有董其昌的題字，也曾和董其昌同朝為，故也熱招呼兩人座，王鑑也曾為。
崇禎六年，三十六歲的王鑑以舉人份踏仕途，兩年後憑藉祖蔭任左府都事，後外放廣東廉州太守。彼時粵中推行開礦之策，百姓苦不堪言，王鑑力陳其弊，終使惡政罷黜，卻因此怒權貴，險遭殺之禍?。兩年後，他辭歸鄉，四十歲的仕途戛然而止。這一轉折，與同時代的王時敏如出一轍，兩人皆在明亡前完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的蛻變?。
王鑑自浸書畫，自述“餘生平無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作為王時敏的子侄輩，其早期畫風深這位“四王”之首影響，筆墨間可見摹古之嚴謹?。崇禎九年，他結識畫壇泰斗董其昌，得以親睹趙孟頫《鵲華秋圖》、吳鎮《關山秋霽圖》等巨跡。董其昌雖不久離世，但其“南北宗論”與筆墨意境，為王鑑指明瞭文人畫的至高追求?。
王鑑的藝生涯，始終與明末清初的文人畫家群織。他與楊文驄、程嘉燧、張學曾、卞文瑜、邵彌、李流芳等遊唱和，吳偉業曾作《畫中九友歌》盛讚諸人。這一群以友誼為紐帶，切磋畫藝，共同推了文人畫的傳承與創新?。王鑑的山水畫從董源、巨然手，上溯元四家，又融匯“畫中九友”的審趣味，逐漸形蒼潤雅緻之風。
罷歸裡後，王鑑全心投繪事，“盡力畫苑”，終一代宗師。其作品既有對傳統的深刻領悟，又兼個人氣韻，如仿倪瓚的《山水圖》清冷孤高，擬巨然的《山水圖》則渾厚華滋?。
而董素素是一子，薛素素自家境貧寒，被迫在江湖馬戲班賣藝為生。練就一出神化的本領：騎馬彈弓、走繩索如履平地，人稱“繩伎”。自稱“俠”，常著男裝策馬揚鞭，最令人稱奇的是其“雙彈擊碎”的絕技——疾馳時，一手持彈弓，先出一彈，再迅速以第二彈擊碎空中前彈，聲如裂帛，觀者無不瞠目?。這一驚險矯健的功夫，為贏得了“俠”之名，也奠定了傳奇人生的底。
在嘉興賣藝期間，薛素素邂逅了當時尚未顯達的董其昌。彼時董其昌尚在私塾教書，卻一眼被這位聰穎靈的吸引。他以小楷抄錄《心經》相贈，並親為題跋，此舉不僅是對薛素素才的認可，更為藝生涯的轉折點。在董其昌的指點下，開始研習書畫，山水蘭竹皆能信手拈來，意態神；後又專攻白描佛畫、花卉草蟲，筆法清麗俗?。
年後的薛素素，詩、書、畫三藝進，迅速躋名流之列。的畫作被胡應麟在《甲乙剩言》中盛讚“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潘之恆則在《畫史》中嘆其“才技兼一時，名公卿，都人士或避席自覺氣奪”。的白描觀音線條流暢，設淡雅，既有閨閣之細膩，又俠之颯爽；而筆下蘭竹則疏朗有致，暗含高士風骨。詩作亦清新婉約，如《詠蘭》：“空谷佳人絕世姿，紫碧葉自相依。”字裡行間，可見將江湖豪氣與文人雅趣融為一爐?。
薛素素的一生始終遊走於“俠”與“才”的雙重份之間。時人既驚歎的繩伎絕技，又折服於的書畫造詣，甚至有人質疑其出是否配得上文人圈的讚譽。然而，以才華與膽識打破了階層的偏見，讓“江湖”與“廟堂”在的藝中達和解。正如明代文人張岱所言：“素素之畫，如見其人——繩上飛燕，筆下生蘭。
只是讓人記住的，卻是一樁奇案。
王穉登曾送過薛素素、馬湘蘭每人一個硯臺，不料若干年後，他送給薛素素的那方硯臺，竟了最著名的一樁懸案。
此硯就是著名的“脂硯”。
萬曆元年，蘇州硯匠吳萬有製作了一方端硯。王穉登看它小巧可，尤其裡面一點胭脂暈特別，突然想起了一個人，就將這方小硯買下。吳萬有問刻什麼硯銘呢？王穉登即興想了幾句，關照他刻上：
調研浮清影，咀毫玉滋。
芳心在一點，餘潤拂蘭芝。
硯臺自然是要贈給薛素素，詩暗寫素素小字“潤娘”，是畫蘭花的能手，後面“素卿脂硯王稚登題”的銘文，有共同進步的意義在裡面。王穉登懂得人，知道送銀子還不夠，禮要高雅得才稱心。這硯臺屬端硯裡的上品，後人描述，此硯小才盈握，“硯質甚細，微有胭脂暈乃及魚腦紋，寬一寸五分許，高一寸九分許。硯周邊鐫柳枝，舊脂猶存”。那應該不是磨墨，而是調胭脂用的了，硯盒也緻，“珊瑚紅漆盒，製作緻……盒上蓋刻細暗花紋薛素素像，憑欄立幃前，筆極纖雅；右上篆紅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史小方印，為仇十洲之仇珠所畫者。”
此後，“脂硯”世頗曲折離奇。據考證，康熙五十五年，廣東人餘之儒為求，從曹寅的門人打聽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從薛素素後人手中以三間瓦房的代價，買下了脂硯送給曹寅。曹寅敗，脂硯由曹寅之孫曹天佑秘藏，於硯側刻“脂研齋所珍之研其永保”。曹雪芹寫作〈石頭記〉，曹天佑以“脂硯齋”之名做點評，薛素素的這方硯臺從此越發傳奇。
曹家徹底潦倒後，脂硯進了北京一家名“燕軒齋”的當鋪，接著就到了收藏家端方手裡。端方攜帶脂硯蜀，於綿被箭死，此硯流落到四川藏硯家方氏手，從此一度銷聲匿跡。
1953年10月，重慶大學教授、金石家黃笑芸在重慶一舊貨攤上，再次發現了脂硯。按舊貨攤老闆出價，他花25元錢買下此硯，由好友戴吉亮帶至北京請張伯駒先生鑑定。張伯駒時任吉林省博館館長，考證此硯確實是薛素素的舊，並以1200元（一說800元）的高價買下收藏於吉林博館。
1963年春節，張伯駒攜此硯去天津，請周汝昌觀賞品評。1963年夏，故宮舉辦“曹雪芹逝世200週年紀念展覽會”， 脂硯尚在。
。明不落下今至，蹤失秘神然居，時京返出展地外由硯脂，後年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