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開了。
院子裡的瓜架還是去年那架，枯藤還掛在竹架子上，沒有被清理掉。
地上有幾片新落的槐樹葉子，靠牆的地方擺著兩盆花——一盆月季，一盆茉莉，都是新添的，盆土還是溼，顯然最近有人在打理。
嚴世鐸站在院子裡，沒有進屋，只是環顧了一圈，他的目從那兩盆花上掃過，落在堂屋門邊的一把小竹椅上——椅子上搭著一塊白的確良布，不是孫桂蘭的東西，他從來沒見過。
他走到堂屋門口，過門往裡看了一眼，。屋裡很暗，但能看見桌上擺著兩個茶杯，一個是他悉的那個搪瓷缸子，另一個是白瓷的，杯沿上印著一圈淡藍的花，旁邊還擱著一個保溫飯盒，軍綠的。
嚴世鐸的瞳孔收了一下。
他退後兩步，重新鎖好門，騎上腳踏車出了椿樹衚衕，他沒有騎遠，而是拐進了衚衕口對面那條小馬路，在一棵槐樹底下停下來，點了一支菸，著18號的門，了整整半包煙才離開。
不過他不知道，這一切，都被暗中監視著這一切的王剛給看了個清清楚楚。
第二天上午，燕京市紡織工業局政治接到了公安部政治保衛局的電話。
電話是錢德茂打來的，語氣很客氣，說是最近要對全市重點單位的檔案管理工作進行一次例行查，紡織工業局在查名單上，請局裡配合，把近三年的人事檔案借調出來，保衛局的同志下午就來取。
劉志遠接到通知後沒有多想，檔案查這種事每年都有一兩次，不是什麼新鮮事。
電話結束通話之後，劉志遠把孫桂蘭到辦公室，代了檔案借調的事。孫桂蘭聽完，點了點頭，沒說什麼，轉回了檔案室。
坐在檔案櫃前面的椅子上，兩隻手平放在膝蓋上，目落在對面牆上那扇小窗戶上，窗外的梧桐樹葉子被七月的太曬得發蔫，蟬鳴聲一浪一浪地湧進來，吵得人心煩意，盯著那片被切菱形的斑看了很久，忽然站起來，走到檔案櫃前，拉開最下面一格屜，從最底層翻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信封沒有封口，裡面裝著幾頁發黃的紙。把紙出來，翻了翻，手指在其中一頁上停住了。那是一份人事調審批表，填表日期是1958年7月14日，申請人一欄寫著“孫桂蘭”，調出單位是“燕京市棉紡廠”，調單位是“燕京市紡織工業局”，審批意見一欄簽著一個名字——嚴世鐸。
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很久，然後把表格塞回信封，把信封放回屜最底層，關上屜，鎖好。的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下很大決心的事。
檔案室的門被推開了，是那個幫打下手的小姑娘，梳著兩條大辮子，手裡端著一個搪瓷缸子。“孫姐，您喝口水吧，這大熱天的，您臉不太好。”小姑娘把缸子放在桌上，關心地說。
孫桂蘭接過缸子，抿了一口。水是溫的，不燙，剛好能口，忽然想起住院那幾天丁秋楠每天給端來的湯，也是這個溫度——不燙不涼，剛好能喝。
“小周，”放下缸子，住正要出門的小姑娘，“下午政治保衛局的人來借檔案，你把近三年的幹部人事檔案整理出來，按年份排好，別讓人家挑出病。”
“知道了，孫姐。”小姑娘應了一聲，出去了。
孫桂蘭坐在桌前，又發了一會兒呆，然後拿起筆開始整理檔案。
寫字的作很穩，一筆一畫，工工整整，跟這個人一樣，不顯山不水，但心裡清楚，今天下午來借檔案的人絕不是為了什麼“例行查”。
距離和嚴世鐸的每月約定的見面日期已經過去了一週了，一直沒有出面，也沒有聯絡他，他等不及了，估計是想主聯絡自己。
可是，自己卻想結束這段畸形的關係，過夠了這樣的生活了。
孫桂蘭放下筆，把墨水瓶的蓋子擰，鋼筆放回筆筒裡，然後摘下眼鏡，用角了鏡片，重新戴上。的作從容而平靜，像一個下了決心的棋手，雖然知道自己下一步會踏進險境，卻沒有猶豫。
下午兩點半，紡織工業局辦公樓前停了一輛吉普車，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是錢德茂，政治保衛局的副長，穿著筆的制服，腋下夾著一個黑公文包；另一個是年輕幹事，跟在他後，手裡拎著一個帆布包。錢德茂上了樓，直接去了政治。
劉志遠接待了他，兩人寒暄了幾句，劉志遠讓人把孫桂蘭來，孫桂蘭抱著檔案盒走進政治辦公室的時候，錢德茂正端著茶杯跟劉志遠聊天，他看見孫桂蘭進來，目在臉上停了一下，然後放下茶杯，站起來，出手。
“孫桂蘭同志吧？我是政治保衛局的錢德茂，這次查麻煩你了。”他的語氣很客氣，笑容也很得，但孫桂蘭注意到他跟自己握手的時候，拇指在手背上輕輕按了一下——不是無意到的，而是有意識地、短暫地停留了一下。那一下停留像是在傳遞什麼訊號，又像是在確認什麼。
“不麻煩，應該的。”孫桂蘭把手回來，把檔案盒放在桌上，開啟蓋子，裡面整整齊齊地排著三年的人事檔案，每一份都了標籤，按年份、按科室分類，一目瞭然。錢德茂翻了幾份，點了點頭，說了幾句“檔案管理很規範”、“值得其他單位學習”之類的場面話，然後把檔案盒合上，遞給後的年輕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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