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陛下您所顧慮的花費嗎，老奴以為，這些都不足為懼。雖說南巡所需不菲，各地行宮的修繕、車駕軍隊的開支確實巨大，但這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乃是一勞永逸之舉。”
馮保當然清楚，朱翊鈞的疑慮不僅僅是在銀子上，還在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權力運轉方式的改變。
原本上中下的權力階層運轉是有規律的，可冷不防地，皇帝離開北京城，那就有了很大地變化。
但，這個權力運轉的方案，馮保可不能進言了。
世宗皇帝曾經回過湖北老家，給自己的父親擴充皇陵。
嘉靖十八年朱厚璁返回承天府，目的是視察其生父興獻王朱佑杬陵寢顯陵的修建況。
朱厚璁離京前，命閣首輔夏言留守北京，主持日常政務。
閣與六部形臨時決策核心，但重大事務需快馬奏報皇帝裁決，確保皇權對中樞的絕對控制。
司禮監太監作為皇帝近侍，隨行南巡者如黃錦等人負責文書傳遞，而留守京城的陳洪等人則與閣共同理奏章批紅，形外雙重監督，防止權力過度集中。
嘉靖攜禮部尚書嚴嵩、武定侯郭勳等親信南巡，嚴嵩藉此機會加深與皇帝的私人關係。
他過撰寫青詞和逢迎嘉靖的宗教需求，逐步取代夏言的地位，為日後獨攬大權做好了鋪墊。
南巡途經河南、湖廣等地，地方員需協調接駕與顯陵工程，導致戶部、工部資源向地方傾斜。
同時，嘉靖藉機整頓沿途吏治，罷免多名職員，強化皇權對地方的控制……最為重要的是，朱厚璁過南巡期間的權力安排，確立了對閣的絕對掌控。
嚴嵩的崛起標誌著閣首輔逐漸淪為皇權附庸，而非獨立決策機構……
南巡期間對湖廣、河南等地的直接干預，加速了中央集權向地方滲。
這都是積極方面的。
但，消極方面的也多。
朱厚璁南巡歷時半年之久，期間雖有閣留守，但重要事務需快馬送至承天府請示。
因路途遙遠，奏章批覆遲緩，導致北方邊鎮軍務如宣大防務、黃河水患等急事務被延誤。
南巡期間，朱厚璁命東廠錦衛加強對沿途員的監視，甚至蒐集民間“誹謗巡幸”的言論。
江西按察使沈灼因私下批評“南巡勞民”被問罪，河南布政使因未曾修建醮壇，沒有找到祥瑞進獻，而被革職……形恐怖政治氛圍。
對民生的影響也極大。朝廷沒錢，君父還要出去，怎麼辦，大明的子民承擔這筆費用。
南巡途經河南、湖廣等地，地方員為籌備接駕，強行攤派“供億銀”，徵用民夫修路搭橋、建行宮。
僅河南一省即耗費庫銀五十萬兩，導致多地“倉廩一空，民有菜”。
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的皇帝陛下可是有著自己信仰的。
巡期間大搞道教齋醮，強令沿途州縣建醮壇、獻祥瑞，甚至毀毀毀佛寺以取建材。
江西龍虎山道士邵元節藉機擴佔寺廟田產，引發多地僧與道衝突……和尚跟道士經常幹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