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日本投降之後，日本共產黨因主張廢除天皇、由工人階級掌權，非常合日本戰後那種絕、仇視天皇、憎恨軍的民間緒。
到了1949年新中國立時，日共己經為日本第三大黨，擁有黨員十餘萬人，工會員更是數以百萬計。
之所以沒有功，是因為蘇冷戰，國將日共宣佈為非法組織，日本政府積極配合，層層圍剿，日共的聲勢就此急轉首下。
日共部也分裂為兩派，一派主張和平革命，寄於議會道路。另一派則轉向武裝鬥爭，試圖以槍桿子喚醒沉睡的民眾。
再後來，從武裝鬥爭的餘燼中，又誕生了新左翼極端派，也就是後來被稱為“赤軍”的激進組織。
林致遠知道，單憑他一人之力，想要徹底清除日本的軍國主義餘毒，幾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戰後沒有被真正清算，不是除掉一些戰犯就能解決問題的，日本有支撐軍國主義的土壤。
而國出於冷戰的需要，需要日本作為反共的橋頭堡，將那些本該被審判的人重新扶上了臺，讓他們搖一變，了戰後日本的中堅力量。
要改變這一切，必須從兩條戰線同時發力。
一方面，林致遠要過自己在戰爭中積累的人脈和資本，打戰後日本的權力核心，從政策層面影響這個國家的走向。
他要做的，不僅僅是賺錢，更是要過‘合法手段’一點點地掏空日本的技、人才和產業資源。
只有這樣，才能從本上削弱這個國家再次崛起的可能。
另一方面，他需要日共這樣的組織去攪社會底層的民意，只有底層有了革命的土壤，上層才有可能被迫做出改變。
他把武裝備運去北海道，是因為北海道原是阿伊努人的地盤，明治維新後才正式併日本版圖。
長期以來，北海道出的日本人被本州島的“地人”視為低人一等，被稱為“蝦夷”，被認為是非純正的大和民族。
在二戰期間，北海道更是徵兵與勞役最為嚴酷的地區。
貧瘠的土地，寒冷的冬天，被榨到骨子裡的民眾——這樣的地方，最容易點燃反抗的火種。
只是，日共長期遵循蘇聯路線，重心放在城市工人運上。
他們是否願意借鑑鄰國“農村包圍城市”的經驗，把目投向北海道這片土地，林致遠還無法確定。
但他至可以創造條件，讓這個選項變得更吸引力。
即便失敗了，也足以重創國與日本在東亞的戰略佈局。
想象一下，一旦朝鮮戰爭發，國勢必將大量工業裝置轉移至日本，將其打造為戰爭前線的補給基地。
而此時，林致遠己經壟斷了日本的大部分軍工產業。
再借助日共引大規模的工人運，並在北海道燃起武裝起義的烽火，那局面，是想想都讓人心澎湃。
當日本這個大後方被徹底攪後，國還能不能從容地從日本空運橋樑、彈藥、甚至整建制的部隊到朝鮮？
朝鮮戰爭又會變什麼樣的結局？誰也不知道。
送走島後，林致遠一人獨坐在辦公室。
桌子上還放著一部收音機，正在重複播放日本天皇的投降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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