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曉之以理，之以，陳說禍福，王貢本就對杜弢的殘暴統治心懷不滿，經陶侃一番勸說，當即決定歸降。
王貢的投降，使得杜弢叛軍的軍心大，陶侃趁機率軍猛攻，叛軍大敗，杜弢率殘部逃竄，不久後便病死在逃亡途中。
至此，湘州之徹底平定，東晉的南部疆域得以安定。
平定杜弢之後，陶侃的威如日中天，卻也因此遭到了權臣王敦的忌憚。
王敦手握重兵，早有篡權之心，他見陶侃功高震主，且深得民心，便視陶侃為眼中釘、中刺，除之而後快。
於是，王敦以朝廷的名義，將陶侃調任為廣州刺史，企圖將他調離荊州這個軍事要地，削奪他的兵權。
廣州地偏遠，遠離政治中心，且當時瘴氣瀰漫，經濟落後，在眾人看來，這無疑是一種貶謫。
陶侃的部下皆憤憤不平，勸他起兵反抗王敦，陶侃卻搖了搖頭，說道：“吾乃朝廷之臣，當以大局為重。今國難當頭，豈能因一己之私，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
他毅然率領部下前往廣州赴任。
到達廣州後，陶侃並未消沉，而是依舊保持著勤勉的作風。
他每日清晨起，將一百塊磚頭從屋搬到屋外，到了傍晚，又將磚頭搬回屋，風雨無阻，從不間斷。
部下到十分奇怪，紛紛詢問緣由，陶侃答道：“吾雖南方，然心中從未忘記中原故土。若終日安逸，養尊優，一旦中原有事，吾豈能率軍北伐，收復失地？吾此舉，乃為鍛鍊魄，磨礪意志，不敢有毫懈怠。”
眾人聽後，無不敬佩。
在廣州任上，陶侃依舊勵圖治，安百姓，發展貿易，使得廣州的社會秩序逐漸穩定，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
西元324年，王敦之發，王敦率領大軍進攻建康，企圖篡奪皇位。
晉明帝司馬紹急調各地軍隊京勤王，陶侃接到詔書後，即刻率領大軍北上，與其他各路勤王之師會合。
陶侃的軍隊軍紀嚴明，戰鬥力強悍，在平定王敦之的戰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叛平定後，陶侃因功被任命為都督荊江雍梁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鎮守荊州，重回了這個他曾經駐守過的戰略要地。
此時的陶侃，已然為東晉舉足輕重的重臣，手握重兵，都督八州軍事，權力之大，無人能及。
但他依舊保持著謙遜低調的作風，從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勤於政事，嚴於律己。
他常對部下說：“大禹聖者，乃惜寸；至於眾人，當惜分。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他一生都奉行著“惜時如金”的準則，從不浪費片刻，所有的時間，要麼用於理政務，要麼用於訓練軍隊，要麼用於研讀兵法。
陶侃治軍極嚴，他制定了嚴格的軍紀，規定士兵不得擾民，不得搶掠百姓財，不得酗酒賭博。
若有違反，無論職高低，一律嚴懲不貸。
一次，他的一名親信部將，因違反軍紀，擅自挪用軍糧，陶侃得知後，不顧眾人求，毅然將其斬首示眾，自此，全軍上下，皆嚴守軍紀，不敢有毫逾越。
同時，陶侃也極為重視農業生產，他在荊州境，大力興修水利，推廣先進的耕作技，鼓勵百姓墾荒，使得荊州的糧食產量大幅提高，百姓的生活日益富足。
在他的治理下，荊州為了東晉最為安定、富庶的地區之一，為東晉政權的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元330年，後將軍郭默起兵叛，斬殺江州刺史劉胤，佔據江州，擁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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