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名人傳》第277章 于吉(1)

作者:軒轅風雪·8個月前

東漢靈帝中平三年(西元186年),中原大地已被烽火啃噬得千瘡百孔。

黃巾起義雖已被鎮,但其餘燼未熄——河北張燕率“黑山軍”縱橫太行,南韓遂、馬騰據涼州反叛,甚至近郊都常有流民聚眾劫掠。

朝堂之上,宦與外戚仍在爭權,靈帝耽於樂,賣鬻爵之風盛行,州郡牧守則趁機擁兵自重,昔日一統的大漢天下,已然呈崩裂之兆。

就在這兵戈擾攘、禮崩樂壞之際,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的鄉野間,卻常有一位白髮老者的影。

著洗得發白的素佈道袍,腰繫麻繩,手持一枯瘦的藜杖,杖頭掛著個布行囊,裡面裝著符紙、艾草與一小罐淨水。

此人便是于吉,其生平籍貫在正史中鮮有詳載,僅《後漢書·襄楷傳》附記提及“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青領書》”,而《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則詳細記載了他在江東的行事,足見其一生與“太平道”思想及江東之地的深厚牽絆。

關於于吉的早年經歷,史書中僅有零星線索可尋。

據《太平青領書》(後世稱《太平經》)的序言殘卷推測,于吉可能出琅邪郡(今山東臨沂一帶)的寒門,早年曾在當地研讀儒家經典,後因不滿漢末場腐敗,棄儒從道,遊歷天下。

他曾到過蜀地青城山,與世的方士探討煉丹之;也曾去過荊州雲夢澤,觀察水患與疾疫的關聯。

直到中年,他才輾轉至江東,因見此地遠離中原戰火,且水網佈、疾疫頻發,便決定在此定居,以方濟世。

彼時的道教尚未形完整系,方士群魚龍混雜:有追求長生、煉丹求仙者,如後來的左慈;有以符籙驅邪、治病救人者,如於吉;也有借“鬼神之說”聚眾謀逆者,如張角兄弟。

于吉顯然屬於“濟世派”——他所到之,從不在村落中張揚,僅在村口的古槐樹下搭一個簡陋的草棚,將行囊中的符紙、艾草整齊擺放在青石案上,再將淨水罐置於案角,然後閉目靜坐,等待有需要的人前來。

遇有貧病者上門,于吉便先詢問病,再焚香禱祝,口中默唸口訣,隨後以艾草蘸取淨水,在患者額頭輕點三下,又取一張符紙,以硃砂畫就簡單的符文,焚於水中,讓患者飲下。

令人稱奇的是,經他施治後,不患痢疾、瘧疾的百姓竟真的痊癒了。

久而久之,“白髮仙人能治病”的訊息便在吳郡、會稽郡一帶傳開,百姓爭相奉之,甚至有村落為他立生祠,每逢初一十五,便殺豬宰羊祭拜,于吉卻從不接祭品,僅取量米糧果腹,其餘皆勸百姓分與貧苦之家。

彼時江東雖未如中原那般殘破,卻也黃巾餘黨與地方豪強侵擾。

孫堅父子初據江東時,尚需仰仗地方士族(如吳郡顧氏、陸氏)與百姓的支援,對於吉這類“得民心而無實權”的方士,起初並未多加干涉。

于吉也深諳世生存之道,從不涉足軍政事務——某次孫堅率軍路過吳縣,麾下將領邀他營為士兵祈福,于吉卻婉言謝絕:“將軍將士皆為保境安民而來,此乃大義,無需借鬼神之力。”這種“不攀附、不煽”的態度,讓他在江東安穩生活了十餘年,宛若一株世中的古松,靜默地紮於民間土壤。

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200年),孫策已平定江東六郡(吳郡、會稽、丹、豫章、廬陵、廬江),正厲兵秣馬,與曹、袁紹三分天下。

此時的于吉,因常年在吳郡、會稽一帶行醫佈道,聲已達頂峰——據《江表傳》記載,于吉每至一城,“諸將賓客莫不畢集,使婦就吉求福,吉往者,人但拜,不須復言”。

即便是孫策麾下的核心將領,如程普、黃蓋等人,也多有私下信奉者:程普曾為患病的母親向于吉求符水,黃蓋則在出海作戰前,暗中請于吉為士兵祈福。

這種“民心皆向于吉”的景象,漸漸引起了孫策的警覺。

孫策此人,年英武,十五歲隨父征戰,二十一歲繼父業平定江東,剛猛且極掌控,向來不信鬼神之說。

他曾對左右謀士言:“此子(于吉)妖妄,能眾心,若久留之,必我江東人心。”

其麾下長史張昭曾勸諫:“于吉雖為方士,然其行止無過,且深得百姓戴,若殺之,恐失江東民心,不利於日後霸業。”

孫策卻不以為然,反駁道:“民心當向我孫氏,而非向一士!他能使諸將不顧君臣之禮,能使百姓為其奔走,此乃患,不可不除。”

彼時孫策剛經歷與廬江太守劉勳的戰事,麾下將士多有傷亡,軍中士氣稍顯低落。

而於吉卻在此時前往丹徒(今江蘇鎮江)軍營附近佈道——丹徒是孫策的軍事重鎮,駐軍多達萬人,不士兵因思念家鄉、畏懼戰事,竟離營,前往于吉的草棚求符水“保平安”,甚至有校尉級別的軍也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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