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曹丕迫漢獻帝禪位，建立曹魏政權，改元黃初。
王朗因輔佐有功，被封為司空，進爵樂平鄉侯，位列三公。
登三公之位後，王朗愈發注重以儒家“仁政”思想輔佐曹丕。
黃初年間，曹丕多次興兵伐吳，王朗均上疏勸諫，認為“魏初建，民未安定，府庫未充盈，當先修政，蓄國力，待時機再圖江南”。
他在書中詳細分析了敵我形勢與民生狀況，言辭懇切，邏輯嚴，雖未完全阻止曹丕伐吳，卻促使其調整了軍事策略，減了無謂的損耗。
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魏明帝曹叡繼位，王朗轉任司徒，繼續擔任三公要職。
此時的王朗已年過七旬，卻仍勤勉輔政，多次針對朝政弊端上疏進言。
他針對魏明帝初期“後宮用度奢靡”的問題，上疏勸誡“陛下當以漢文帝為法，躬行節儉，表率天下”；針對地方吏治腐敗，提出“察舉賢才，嚴懲貪吏，以安民心”的建議，均被曹叡採納。
此外，王朗還十分重視教育，主張“廣設太學，徵召名儒，培育人才”，認為“治國之本在人才，人才之興在教育”，其思想對曹魏的教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朗不僅是政壇重臣，更是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的經學大師。
他一生潛心研究儒家經典，尤其通《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其經學思想兼傳承與創新。
他反對當時部分學者“空談義理，離實際”的學風，主張“經世致用”，認為儒家經典的價值在於指導現實政治與社會治理。
在著述方面，王朗果頗，著有《周易傳》《春秋傳》《孝經傳》《周傳》等多部經學著作，對儒家經典進行了系統的闡釋與註解。
其著作既注重考據原文，又結合時代需求融自己的見解，例如在《孝經傳》中，他將“孝”與“忠”相結合，提出“孝為立之本，忠為報國之基”，強調士大夫當兼孝行與忠節，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社會倫理觀念。
王朗的經學就不僅現在著書立說上，更在於其對家族學風的塑造。
其子王肅自父親薰陶，潛心經學，後來為曹魏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創立了“王學”，與鄭玄的“鄭學”並立，為魏晉時期經學的兩大主流學派。
王朗、王肅父子的經學傳承，不僅延續了家族的學聲，更推了儒家文化在魏晉時期的發展與演變。
太和二年（228年），王朗病逝，年七十六歲。
魏明帝曹叡為其輟朝三日，追贈蘭陵侯，諡號“”，以表彰其一生輔政之功與高尚氣節。
王朗的葬禮依三公之禮舉行，朝中百紛紛前往弔唁，其門生故吏更是遍佈各地，足見其生前聲之高。
王朗的一生，歷經漢末世的漂泊與曹魏政權的建立，始終以儒家經義為立之本，以輔政安民為己任。
他既非銳意進取的世梟雄，亦非空談義理的腐儒，而是兼學素養與政治才幹的“儒臣”典範。
在政治上，他多次進獻忠言，推曹魏政權的制度建設與民生改善；在學上，他著書立說，傳承儒家文化，為魏晉經學發展奠定基礎。
後世對王朗的評價多持肯定態度。
陳壽在《三國志》中稱讚其“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認為他與鍾繇等人“並以治獄見稱，而朗尤以治獄明允，為當時所稱”。
唐代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亦將其與王肅的經學就載史冊，視其為魏晉儒學傳承的關鍵人。
儘管在後世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中，王朗被塑造為“被諸葛亮罵死”的反面形象，但這一藝加工並不能掩蓋其在歷史上的真實功績與學地位。
王朗的生平，是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士大夫群的一個影——他們在世中堅守文化與道德的底線，以經輔政，以名節立，既見證了時代的盪與變革，也以自的努力推了歷史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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