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外戚與宦替專權，社會矛盾激化，黃巾起義發，揭開了世的序幕。
在這樣的盪年代，和四年（181年），諸葛亮出生於琅琊都（今山東臨沂）的一個宦世家。
諸葛家族在當地頗聲，父親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良好的家庭環境為諸葛亮提供了接教育的條件。
然而，命運卻在他年時便展現出殘酷的一面。
三歲喪母，八歲喪父，孤苦伶仃的諸葛亮與弟弟諸葛均只得投奔叔父諸葛玄。
建安二年（197年），諸葛玄在豫章太守任上失勢，帶著諸葛亮兄弟前往荊州投靠劉表。
不久後，諸葛玄病逝，年僅十七歲的諸葛亮面臨著人生的重大抉擇。
此時的他沒有選擇投仕途，而是決定居於襄隆中，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躬耕生活。
隆中地群山環抱之中，景秀麗，諸葛亮在此搭建草廬，每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過著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
但實際上，他在茅草廬中遍覽經史子集，對儒家、法家、兵家、道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深研究，尤其對《孫子兵法》《六韜》等軍事著作不釋手。
在隆中居期間，諸葛亮並非閉門造車，而是廣名士，與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好友結下深厚友誼。
他們時常相聚，縱論天下大勢，探討治國安邦之策。
諸葛亮常自比管仲、樂毅，管仲輔佐齊桓公就霸業，樂毅輔佐燕昭王振興燕國，他以這兩位歷史名人為榜樣，表明自己在世中施展才華、建立功業的志向。
同時，他還與荊州的地方勢力保持切聯絡，過與襄名士龐德公、司馬徽等人的往，深瞭解荊襄地區的風土人、政治局勢和軍事態。
諸葛亮善於觀察和思考，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他在田間勞作時，會仔細觀察星象變化、氣候變化和地理環境，研究天文曆法與地理形勢對軍事行的影響；在溪畔垂釣時，也會思考用兵之道，琢磨如何排兵佈陣、克敵制勝。
經過多年的積累與沉澱，他逐漸形了一套獨特的戰略思想。
當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在《隆中對》中侃侃而談，為這位心懷壯志的漢室宗親指明瞭方向：“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若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夷越，外結好孫權，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將軍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漢室可興矣。”
短短數百字，卻高瞻遠矚地分析了天下局勢，提出了“有荊益，聯吳抗曹”的戰略構想，為劉備集團制定了長遠的發展規劃，展現出遠超時人的戰略眼和卓越的政治智慧。
諸葛亮出山時，劉備的境極為艱難。他屢戰屢敗，寄人籬下，在曹大軍南下時，連立足之地都難以保全。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率二十萬大軍（號稱八十萬）南下，荊州劉表之子劉琮不戰而降，劉備被迫從樊城倉皇南撤。
當曹的虎豹騎在長坂坡追上劉備時，劉備幾乎全軍覆沒，僅率數十騎逃，形勢岌岌可危。
在此危局下，諸葛亮深知單憑劉備自的力量無法抵曹，必須聯合孫權共同抗敵。
於是，他主請纓，親赴江東，展開了一場驚心魄的外談判。
當時的江東，以張昭為首的主降派勢力強大，他們認為曹挾天子以令諸侯，兵多將廣，江東難以與之抗衡，主張投降曹。
諸葛亮到達江東後，在孫權的宮殿中舌戰群儒。
面對張昭等人的詰難，他引經據典，旁徵博引，以犀利的言辭逐一反駁。
針對張昭指責劉備“棄新野，走樊城，敗當，奔夏口，無容之地”，諸葛亮指出劉備是在寡不敵眾、形勢不利的況下暫時撤退，且新敗之後仍能重整旗鼓，足見其英雄本；面對虞翻質疑劉備能否抵曹，他反問道：“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乎？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賊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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