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潘並非完全虛構的人。
在西晉陳壽所著的《三國志》中，雖無專門的潘傳記，但在《袁紹傳》注引《英雄記》中，曾有一句簡略的記載：“（韓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河。
浮等聞馥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
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
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鬥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
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闔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
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與紹。
” 這段記載中並未直接出現潘之名，但結合《三國演義》的節，潘作為韓馥麾下的“上將”，其原型或許與韓馥時期的冀州將領有關。
東漢末年，冀州牧韓馥麾下並非無將可用，趙浮、程奐等人能率萬餘強弩兵屯駐河，可見其軍事實力不俗。
潘能被韓馥在諸侯會盟討董卓時稱為“上將”，必有其過人之。
在漢代，“上將”一詞並非泛泛之輩可擔當，往往指軍中地位尊崇、勇武過人的高階將領。
若潘真如演義中那般不堪一擊，韓馥作為一方諸侯，斷不至於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自曝其短。
那麼，為何潘在歷史記載中如此模糊？
這與三國時期史料的散佚不無關係。
陳壽著《三國志》時，距三國鼎立已近百年，許多中下級將領的事蹟未能被詳細記錄，尤其是在袁紹、曹等強勢諸侯崛起的過程中，韓馥這樣的“失敗者”及其麾下將領，更容易被歷史的塵埃掩埋。
潘的名字能在後世演義中留下痕跡，已屬難得，只是其形象被賦予了文學創作的需要，才顯得如此單薄。
我們不妨從冀州的地理與軍事環境手，推測潘可能的背景。
冀州在東漢末年是天下糧倉，人口稠，兵源充足，素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韓馥能坐穩冀州牧之位，麾下必然有一批能征善戰的將領，否則難以在群雄環伺的環境中立足。
潘能被冠以“上將”之名，或許是在冀州本地征戰中積累了戰功。
例如，冀州周邊常有鮮卑、烏桓等部族襲擾，地方將領需常年戍邊，潘可能在抵外族侵的戰鬥中表現突出，才獲得韓馥的信任。
此外，漢代軍隊注重將領的武藝與統兵能力，“上將”不僅要自勇武，還需備指揮大軍的才能。
若潘僅是一介武夫，韓馥斷不會在諸侯會盟這樣的場合將其推出。
由此推測，潘在韓馥軍中或許擔任重要軍職，如中郎將或偏將軍，負責統領核心部隊。
只是在討董卓的戰役中，他可能因戰失誤、兵力懸殊或其他意外因素戰敗，而非單純的“無能”。
從史料記載的隙中，我們還能發現一些間接線索。
《後漢書·袁紹傳》中提到，韓馥在出讓冀州前，其麾下將領多有不滿，可見韓馥集團部並非鐵板一塊，將領們各有實力。
潘作為其中的代表人，或許是韓馥用來展示實力的“牌面”，只是這張“牌”最終未能如預期般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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