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南朝文壇，群星璀璨卻多有綺靡之風，彼時文人多醉心於山水清談、宮闈閒，以纖巧辭藻雕琢風月，鮮有人能以筆鋒叩問命運、書寫蒼生。
而鮑照，便是這浮華文風裡一柄出鞘的利劍，他以雄健之筆掃落浮豔，以慷慨之辭抒發孤憤，既有建安風骨的沉雄剛健，又開後世豪放之先河，其詩文如驚雷破雲，在南朝的文苑中留下了濃墨重彩且無可替代的一筆。
他的一生，是寒門士子在門閥森嚴時代裡的掙扎與吶喊，是有才無命者的悲歌與壯歌，其名雖不及謝靈運、延之那般在當時極盡煊赫，但其文其志，卻穿越千年時，依舊能讓後世讀者到那份直擊心靈的力量。
鮑照，字明遠，東海郡郯縣人，關於其生卒年史書記載多有爭議，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其生於東晉安帝義熙年間，卒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至明帝泰始二年之間，一生歷經東晉末年的盪與南朝宋的興衰。
東海鮑氏雖非寒門細族，卻也絕非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那般能左右朝政的頂級門閥，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門第出便如同一道天塹，將無數有才之士困於底層，鮑照便是這門閥制度下的典型悲劇者，其一生的仕途困頓與命運坎坷，皆與此息息相關。
年時的鮑照，便已顯超群的才華，他自聰慧好學，博覽群書，尤善詩文，不僅通《詩經》《楚辭》等古典典籍，更能在傳承之中自出新意，早早便立下了建功立業、揚名立萬的志向。
彼時東晉王朝已是風雨飄搖，桓玄之剛平，劉裕崛起於世，中原大地戰火紛飛，百姓流離失所，這般盪的社會景象，在鮑照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讓他的詩文早早便沾染了現實的厚重，不同於尋常文人的無病，多了幾分對民生疾苦的察與對家國命運的擔憂。
東晉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一路勢如破竹，收復、長安等地，一時之間朝野振，無數寒門士子皆看到了建功立業的希，鮑照亦是其中之一。
他懷揣著滿腔熱與滿腹才學，能投軍旅，或是得遇明主，一展中抱負。
奈何此時的門閥勢力依舊深固，即便劉裕出寒門，登基建立劉宋王朝後，雖對寒門士子略有提拔，卻也未能從本上打破門閥壟斷仕途的格局。
鮑照的仕途開端，便充滿了坎坷與無奈，他最初只能依附於權貴門下，做一些幕僚文書之類的雜役，輾轉於各地，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宋文帝元嘉年間，鮑照曾前往建康，想要憑藉自己的才華求得一半職，他曾向當時的臨川王劉義慶獻詩，其詩文氣勢磅礴、辭藻瑰麗，又飽含真實，很快便打了劉義慶。
劉義慶素來喜文學，門下招攬了諸多文人墨客，見鮑照才華出眾，便將其召幕府，授予侍郎之職，這是鮑照仕途之上為數不多的順遂時。
在臨川王府中，鮑照無需再為生計奔波，得以與一眾文人切磋詩文，也有了更多時間潛心創作，這段經歷為他的文學創作積累了富的素材，其諸多名篇，便是在這一時期初雛形。
他跟隨劉義慶遊歷各地，登高山、臨大江，壯闊的山河風開闊了他的襟，也讓他的詩文更添一份雄奇之氣，筆下的山水不再是單純的景緻描摹，而是融了自的志與抱負，相較於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清麗，鮑照筆下的山河多了幾分“飛流灑絕巘，水急松聲哀”的蒼勁。
然而好景不長，元嘉二十一年，臨川王劉義慶病逝，鮑照失去了依靠，不得不離開臨川王府，再次開啟了漂泊的仕途。
此後數年，他輾轉於多個權貴幕府之間，先後依附於衡王劉義季、始興王劉浚等人，職始終低微，不過是參軍、記室之類的閒散小，始終未能得到重用。
彼時南朝宋的皇室部矛盾日益尖銳，諸王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朝堂之上波譎雲詭，殺機四伏。
鮑照其中，既要小心翼翼地侍奉主君，又要在複雜的權力鬥爭中明哲保，這般境讓他心充滿了抑與憤懣。
他雖有濟世之才，卻無晉升之階，空有一腔抱負，卻只能在幕僚之位上虛度，看著那些無才無德的世家子弟憑藉門第輕鬆居高位，其心中的不甘與憤懣，皆化作了筆下的文字，為了他詩文之中最人的底。
他在《擬行路難》中寫下“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看似是認命之語，實則是滿腔憤懣無發洩的無奈；他寫下“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字字鏗鏘，句句悲憤，將寒門士子懷才不遇的痛苦與不甘展現得淋漓盡致，那拔劍擊柱的模樣，便是他對不公命運最強烈的抗爭。
宋孝武帝劉駿即位後，鮑照曾得到短暫的賞識，被任命為海虞令，後又調任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這段時間他得以近距離接朝堂核心，卻也看清了皇室的奢靡與殘暴。
孝武帝劉駿雖有一定的治國之才，卻生多疑、殘暴嗜殺，對臣下輒猜忌，稍有不慎便會引來殺之禍。
鮑照在朝堂之上，不得不收斂鋒芒，謹慎行事，即便如此，也依舊未能完全避開禍端。
他曾為孝武帝撰寫文章，因文辭過於華，引得其他員嫉妒，暗中詆譭，雖憑藉才華得以自保，卻也讓他對仕途徹底心灰意冷。
此時的鮑照，早已不是年時那個滿懷熱的青年，歲月的磋磨與仕途的困頓，讓他看了場的黑暗與門閥制度的腐朽，他開始將更多的力投到文學創作之中，以筆為刃，剖析人，書寫現實，其文學就也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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