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東漢歷史長河中，議郎徐某雖聲名不顯，卻也在特定時刻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議郎這一職，在東漢時期的僚系中，雖然其秩比僅為六百石，表面上看起來品級似乎並不高，但實際上卻擁有著相當特殊的地位。
議郎的職責主要是“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令所使”。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參與朝廷的政策討論，對時政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此外，他們還可能被奉詔出使，執行各種重要任務。
能夠擔任議郎一職的人，通常在學識、才辯或品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過人之。徐某之所以能夠獲此職位，想必也是因為他在這些方面表現出，得到了朝廷的認可。
儘管議郎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相對邊緣，但他們仍然有機會參與朝政討論，為皇帝提供諮詢和建議。這種參與雖然有限，但對於徐某來說，無疑是一個展示自己才華和能力的重要平臺。
東漢時期，天人應學說如同一洪流，席捲了整個社會。人們深信自然界的災異現象並非偶然，而是上天對人間政治的一種警示。地震、旱災、水災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讓人們憂心忡忡，員們更是到責任重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徐某而出，毅然上疏言災異。他或許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對當時頻發的災異現象進行了深的研究和分析。同時，他也讀儒家經義，深知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結合自對時政的深刻理解，他撰寫了一份言辭懇切的奏疏。
在這份奏疏中，徐某毫不避諱地指出了當下朝廷在用人、施政等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已經嚴重怒了上天，才導致災異不斷降臨。例如，當時可能存在外戚或宦勢力過度膨脹的況，他們仗著與皇帝的特殊關係，肆意干擾正常的行政事務，使得朝廷的決策無法順利實施。又或者，一些員貪汙腐敗、苛政擾民，嚴重損害了百姓的利益，導致社會矛盾激化。
徐某大膽地將這些問題與災異聯絡起來，希能夠引起漢安帝的高度重視。他深知這份奏疏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義無反顧地呈上了這份諫言。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徐某的上疏不僅沒有得到漢安帝的認可，反而讓他遭了免歸的厄運。這其中的緣由恐怕並非單一，而是多方面因素織的結果。
首先，從漢安帝的角度來看，當時東漢的政治局勢異常複雜，各種勢力相互織、明爭暗鬥。皇帝可能到外戚或宦勢力的影響和裹挾，無法真正獨立自主地理政務，也難以真正傾聽和採納大臣們的諫言。例如，在漢安帝時期，鄧太后長期臨朝聽政，鄧氏家族勢力如日中天；後來，閻皇后及其家族、宦江京、樊等勢力也相繼崛起，弄權專政。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皇帝自的權力到極大限制，對於徐某對時政的尖銳批評，他可能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去接和採納。
其次，從徐某的角度來說，他的奏疏也許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他的言辭可能過於激烈，毫不留地揭了當時政治的種種弊端，直接及了皇帝及權貴們的敏神經，使得他們難以容忍和接。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議可能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缺乏實際可作，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無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
免歸後的徐某，回到家鄉。他或許在鄉間繼續關注時政，與當地的文人學者流對時局的看法；也可能將力投到教育後輩、著書立說中，把自己的學識和政治見解傳遞下去。
可惜的是，由於史料記載的簡略，徐某更多的生平細節，如他的出、早年經歷、家族況，以及免歸後的生活軌跡等，都淹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但他上疏言災異這一事件，反映了東漢時期士大夫階層對政治清明的追求，以及在複雜政治環境下諫言的艱難境。
